中图分类号：D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968(2019)02-0004-05 一段时期以来，在西方灌输批判理论的影响下，社会上存在一种将列宁的“灌输论”污名化的现象，导致一些人对“灌输”唯恐避之不及，甚至到了谈“灌”色变的地步。从理论上追问，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就在于一些人没有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灌输论”与当代西方灌输批判理论的话语差异，误将列宁所谈论的“灌输”，等同于西方主流教育学话语体系中的“灌输”。在我们看来，西方主流德育话语体系中的灌输，特指一种以教条式的内容、强制性的方法、盲目服从的意图和心灵封闭的结果为特征的非理性、反人道的施教方式。马克思主义“灌输论”话语体系中的“灌输”，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内容、以启发与引导为方法特征、以促进工人阶级的阶级自觉为意图并以人的自主发展为结果的理论教育活动。两者具有本质区别，是同一个词语、两个不同的概念。造成这种区别的根源，除了话语体系不同以外，还与概念的流变性、认识的阶级性等因素有关。[1] 众所周知，列宁为马克思主义“灌输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怎么办？》中，针对俄国工人运动中的“自发论”倾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的价值、主客体、方法等作了系统阐发，从而使“灌输论”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著名原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理论基础。列宁指出，要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2](P363)，强调革命理论对于革命运动的指导意义，揭示出工人阶级掌握科学理论的重要性及基本路径。长期以来，“灌输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原理，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促进工人阶级政党的社会动员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在当今思想理论教育的内容、主体、客体、载体等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条件下，“灌输论”因而遭遇许多现实难题和理论质疑。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灌输论”应该与时俱进，保持时代化。但是，“灌输论”依据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群众史观，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的动态过程和思想理论传播的一般规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和服务人民的价值取向，它在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不能因为强调时代的变化而抹杀它包含的科学内涵及其当代价值。正如陶德麟先生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精湛的科学理论，不经过灌输是不可能‘掌握群众’的。把符合认识规律的灌输与不讲道理的硬灌混为一谈是不对的……循循善诱、有理有据、富于启发性的灌输为什么也要反对呢？”[3]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灌输论”基本原则、科学内核的前提下，积极赋予它以新的时代内涵。换言之，必须正视理论灌输在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多元化条件下遭遇的现实难题，尤其要着力回应当前理论灌输在环境、主体、客体等方面的新变化，不断创新理论灌输的内容、载体、方法，既坚持“灌输论”的基本原理，又结合新的实际做出新的创造、根据时代要求，赋予“灌输论”新的内涵、新的话语、新的形式。要做好新形势下的思想理论教育工作，解决好外灌与内引、灌输与接受、内化与外化等一系列矛盾，形成合理、有效的灌输结果。鉴于此，我们尝试提出“科学灌输”的概念。在我们看来，科学灌输中的“科学”是对灌输的总体特征的界定和表达，包含着但又不止于合理、有效的内涵。综合考虑已有研究基础、学界现有研究状况，文章拟从实现受众参与、采用柔性方法、维持合理阈限三个角度管窥科学灌输的性质和特点。 一、实现受众参与 思想理论教育，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教育者以何种理念、何种姿态对待人，至关重要。帮助工人阶级实现阶级自觉，是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的根本目的。那种将自己视为大众救世主、福音传播者，而将人民群众当作无知的群氓和信众的做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相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予以坚决反对。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4](p44)。在1895-1896年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列宁就明确提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宣布自己的任务是帮助俄国工人阶级进行斗争，“方法是提高工人的阶级自觉，促使他们组织起来，指出斗争的任务和目的”[5](P70)。十月革命胜利后，要发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让群众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这必须依靠思想宣传和理论教育。“什么是共产主义？整个共产主义宣传归根到底要落实到实际指导国家建设。应该使工人群众把共产主义理解为自己的事业。”[6](P407)当然，这些论述更多是从工人阶级的理论教育事业的宏大视野出发的。由于受知识水平、社会分工、交往范围等方面的局限，受众在传统理论灌输中的主动性毕竟有限，一般局限于接受者的角色。有学者指出，“具有革命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是具有广泛群众性和明显权威性的模式”，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是“民主法制模式”“群众参与模式”[7](105、109)。这是对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而言。实际上，理论灌输的模式也要适应这种新的转化。“我说你听”“我说你记”的传统灌输，在信息化条件下行不通，亟待改变。 从哲学方法论角度来看，传统思想理论灌输方式并未充分体现唯物辩证法的本质要求，带有一些单向传播的色彩。对此，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反思。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理查德·沃尔夫近年来一再提倡多元决定论(overdetermination)。在他看来，对于其他事物而言，一个事物要么作为原因，要么作为结果，这种情况是不存在；一切事物都是由其他事物引起的，同时也参与到引起其他事物的过程之中。“从多元决定论的视角来看，个人和社会结构都是类似的，都是接受外界影响的效应场。没有一个可以独立于这些进程的联系，这些联系不仅创造了它们，还让它们交织在一起。”[8](P45)从这种角度来看，理论的施教者与受教者之间，不仅仅是主体与客体、传播与接受的单向灌输关系。①正如有学者指出：“可以使教育对象在教育者创设的具体教育情境(实际是具体的人际交往环境)中，在社会关系的丰富发展中，在接触那些作为传递社会思想道德信息载体的某种物化形式(指教育工具或教育手段)的活动中，接收到教育者传递的社会思想道德，并通过思想道德内部矛盾运动而自主构建思想道德。”[9](P241)因此，现代的科学灌输，应该坚持平等交往、积极互动的基本理念。受众平等参与理论教育互动的具体方式是多元多样的，诸如探索性学习、理论研讨、辩论对话、主题演讲等。在互联网条件下，参与互动的方式选择空间就更大了。网上开放课程、QQ学习群、在线讨论区等，就是思想理论灌输在互联网条件下的积极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