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我国对物流概念的理解和认知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对日本流通业的考察，此后物流概念和物流经济活动在我国得到迅速传播和发展[1]。进入21世纪后，我国现代物流业不管是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物流业发展规模，还是物流新技术应用、物流服务水平和经济效益，都上了一个新台阶，对国民经济发展和相关产业的促进作用也更加显著。关于现代物流业的产业属性，国务院于2009年印发的《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国发[2009]8号)中明确指出“物流业是融合运输业、仓储业、货代业和信息业等的复合型服务产业”。现代物流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和促进作用，被认为是继“节约原材料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之后的第三利润源泉。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现代物流业和对外贸易都经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物流业产值和进出口总额分别从1978年的182亿元和355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37025.9亿元和277923亿元，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14.21％和13.16％(见表1)。但由于我国现代物流业起步较晚，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物流配套服务尚不完善，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伴随着近年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尤其是美国新一届政府为自身利益，置世界贸易规则于不顾，公然鼓吹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挑起贸易战，使得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基于此，本文借助协同学理论，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物流业与对外贸易的协同发展进行实证研究，探索两者之间的协同发展关系，为更好地促进我国现代物流业与对外贸易的协同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贸易和物流的关系严格来说是一对孪生兄弟，贸易主要解决商品和货物交易中的所有权转移问题，涉及到商品流通的商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而物流侧重于解决商品和货物在伴随着所有权转移过程中的产品空间位移为题，主要涉及到货物的运输、仓储、送货服务等问题[2]。美国学者阿奇·萧在其论文《市场流通中的若干问题》中指出“物流是伴随着企业的销售活动产生的，超出企业层面就是市场流通问题”[3]。因此，从微观角度来看，当企业的销售活动超出国家层面时，就产生了国际营销和国际物流活动，两者之间具有天然的协同关系，当这种关系超出单个企业的范畴上升到国家层面时，就是国际贸易与国际物流问题。 关于现代物流业与对外贸易的协同发展、互相促进已有诸多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从理论研究上看，对外贸易是现代物流发展的先导因素，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必然要求现代物流服务升级、拓展国际物流服务价值链；而完善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通过生产效应、消费效应、成本节约效应等降低国际贸易交易费用，促进对外贸易发展(杨长春，2007；金芳芳，2012；张良卫，2015；张夏恒等，2016；刘洋等，2017；陈强，2017)[4-9]。 在实证分析方面，Berndt和Hansson(1992)研究了瑞典物流业与对外贸易的协同发展关系，指出对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船舶的大型化及货物集装箱化、国际物流的透明化程度提升等大大降低了瑞典制造业的贸易成本和交易成本，促进了瑞典与欧洲各国之间的对外贸易发展[10]。世界银行自2007年开始陆续发布物流绩效指数(Logistics Performance Index，LPI)，自此之后，关于物流业与对外贸易协同发展的实证研究迅速发展。Nguyen和Tongzon(2010)以澳大利亚为分析对象，研究了澳大利亚运输及物流业发展与对外贸易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显示：澳大利亚对外贸易量的增加促进了其运输及物流业的发展，但物流业发展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却不明显[11]。Warren H.Hausman等(2013)以美国为例，深入研究了物流业微观绩效指标对全球双边贸易的影响，文章基于全球物流网络和供应链视角，对物流业微观绩效指标(时间、成本和可靠性)与全球双边贸易量的量化关系进行了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存在很强的耦合协同关系，物流业微观绩效指标的优化可以显著促进双边贸易量的增加[12]。Bensassi等(2015)以西班牙为例，采用扩展的国际贸易引力模型，并引入物流基础设施因素作为解释变量，运用2003-2007年数据，实证分析并检验了西班牙19个地区与64个国际贸易目的地之间的双边贸易与物流业之间的协同关系，研究结果认为，物流业发展水平，尤其是区域物流业基础设施的规模、数量和服务能力是影响地区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13]。 国内学者近年来也开始对物流业与对外贸易协同发展进行实证研究，但对两者的互相促进、协同发展关系却有不同的结论。杨长春(2007)较早地对我国对外贸易与现代物流业的协同发展关系作了实证分析，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稳定可靠的协整关系，我国对外贸易对现代物流业的促进作用大于现代物流业对对外贸易的促进作用[4]。孔原(2008)根据我国2002-2008年外贸物流与交易统计数据，采用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对国际贸易与现代物流业的关系进行动态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现代物流业可以显著提升我国的对外贸易水平，但我国对外贸易对现代物流业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14]。张宝友(2009)运用我国1995-2004年统计数据，对现代物流业与国际贸易之间关系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和弹性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物流业发展对进出口贸易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现代物流业变量指标值每发生1个百分点变动，将引起进出口贸易额2.19个百分点的同方向变化[15]。林青(2011)采用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对我国对外贸易与现代港口物流发展的互动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对外贸易与现代港口物流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但两者的影响机制并不完全相同，国际贸易的增长短期内能促进港口物流现代化建设，而港口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需要较长时期才能显现出来[16]。高秀丽和孟飞荣(2012)根据广东省1978-2010年进出口贸易额、港口吞吐量和货物运输量年度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和VAR模型分析了该省对外贸易与现代物流的协同发展关系。结果表明：广东省对外贸易与现代物流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现代物流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较大，而对外贸易对现代物流的影响不显著[17]。金芳芳(2012)借助浙江省1996-2009年进出口贸易与货物周转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弹性分析模型，定量测算了物流产业对进出口贸易增长的促进程度。结果显示：物流业发展对进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物流业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能引起对外贸易额提高2.90个百分点[5]。张良卫(2015)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下广东省对外贸易与国际物流的协同发展关系，提出要提升广东省对外贸易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对外贸易的长足发展，必须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6]。欧阳碧媛(2015)基于广西2001-2013年货运量和对外贸易额的统计数据，实证分析了广西现代物流业与对外贸易的协同发展关系，结果显示：广西现代物流业对对外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现代物流业每提升1个百分点，仅能引起广西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提高0.13％和0.56％[18]。陈强(2017)借鉴张良卫的分析方法，基于新疆1995-2013年进出口总额和现代物流业的统计数据，对新疆对外贸易与现代物流业的协同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新疆现代物流总产值与新疆进出口额之间存在着高度协同发展的正相关关系[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