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创新是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西方世界兴起过程中，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以及新式经济制度等重大创新起着根本性的推动作用。因此，影响创新的深层次因素一直备受关注。西方文明孕育于地中海，西方世界的兴起又始于“大航海时代”，人们的目光自然会投放在海洋文化之上。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认为海洋文化是推动西方世界崛起的关键因素，“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他强调中国文明属于平原流域文明，与海洋文化绝缘，特征在于闭关自守、固定、静止(黑格尔，1956)。梁启超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中也认为“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彼航海者……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而一掷之…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而中国等平原文明有着保守闭塞的弊病，成为落后于欧洲的文化根源(梁启超，1902)。在近代的历史条件下，东西方思想家都认为海洋文化的有无是东西方“大分流”的重要根源。 海洋社会之所以可能有着比乡土社会更强的创新倾向，主要有以下潜在原因。第一，海洋社会有较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曲金良，1999)，容易接受新事物，这有利于企业创新(Florida，2003)。第二，海洋社会有着更强的冒险精神(曲金良，1999)，冒险精神是创新这种高风险活动的基础(Jones & Davis，2001)。第三，海洋社会有大量海外侨胞，跨国族群网络有利于信息和技术扩散，最终促进母体社会的技术创新(Clemens，2011)。 然而，要通过实证方法研究海洋文化对创新的影响仍然面临着种种困难。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到底有没有海洋文化？囿于当时的学术视野以及文化偏见，黑格尔、梁启超认为中国根本没有海洋文化，那么在中国内部进行比较研究自然是不可能的。然而，随着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发展，学界意识到中国自古就同时存在着中原地区的大陆文化与东南地区的海洋文化，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这已成为学界共识(吴春明，2012；杨国桢，2016)，“中国没有海洋文化”可以说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杨国桢，2008，2016)。 大量证据表明，中国东南地区存在浓厚的海洋活动传统。百越族是现代南方汉族非常重要的基因来源(Wen et al.，2004)，考古学和遗传学证据表明，百越族在汉代以前便开始了大规模海外移民，形成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南岛语族人群(Bellwood，1995；吴春明，2012)。百越族的海洋性与东南汉族的海上成就具有传承关系(吴春明，2012；徐晓望，2014)，东南地区在汉代便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宋元两代，中国铜钱大量外流，俨然成为国际支付货币，还成为日本等多个国家的内部通货(梁方仲，1989；黄纯艳，2003)。明清两代中央政府实施“海禁”，但东南沿海民间态度大相径庭，走私活动络绎不绝(林仁川，1987；张雅娟，2016)，海商集团甚至转化为亦商亦盗的武装势力与政府对抗，造成“倭寇之乱”，“海滨人人皆贼”(林仁川，1987；戴裔煊，1982)。倭寇之乱最终迫使朝廷开禁，此后中国的对外贸易量达到惊人的水平，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以至于自身产银不多的中国转用银本位制度(梁方仲，1989)。东南海商集团为了抢夺海外贸易据点与西方殖民者进行激烈的武装争斗，还建立了以海上贸易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政权(戴裔煊，1982；梁方仲，1989；王昌，2016)。可见，在所谓的大航海时代，东南人民在海上贸易、海外拓殖、海权争夺方面的热情和冒险精神并不在欧洲人之下。此外，世界各地华侨华人数量多达六千万人，这是东南地区海洋文化的又一个有力证据。 就海洋文化进行实证研究的另一大难题是，内陆地区与海洋了无相涉，更遑论造就所谓的海洋文化，这便导致文化因素与地理因素的影响很难区分。所幸的是，中国东南沿海有三个族群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客家族群(以客家话为母语)、广府族群(以粤语为母语)、福佬族群(以闽南方言为母语)。族群与经商有密切联系，从明清至今，本地商人都是按照三大族群形成三大商帮(黄启臣和庞新平，2001；魏安雄，2005；黄启臣，2007；闫恩虎，2009；司徒尚纪，2014)，这三个族群文化差异明显但地理上犬牙交错。一方面，客家、广府、福佬族群的海洋性依次递增，客家族群是很典型的农耕族群，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福佬族群是典型的海洋社会，在地理分布、华侨数量、经济来源、民间信仰等方面都有强烈体现；广府族群则介乎福佬族群与客家族群之间，广府地区是近两千年历史里中国最重要的海上对外交往窗口，但是，无论是海商势力、海上贸易的主动性还是华侨数量占比，广府族群的海洋性又明显不如福佬族群。另一方面，这三个族群主要在广东省境内接壤，并呈现犬牙交错的分布状况，这为我们在控制地域因素前提下研究文化因素的影响提供绝佳条件。 本文手工收集广东省村一级的族群分布数据，按企业地址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相匹配，并通过企业家的姓氏频率分析企业家的族群归属与企业所在地族群属性的关联。为了在最大程度上排除地理等其他因素的影响，首先利用清政府在收复台湾的战争前后实施的“迁海复界”政策带来的外生冲击，研究外生性较强的多族群混居区域样本，发现在控制城市固定效应等诸多变量的前提下，客家、广府、福佬族群区企业的创新投入依次递增，表明海洋文化有利于创新。为了考察结果的可推广性，把样本扩展到整个广东省的多族群区域，并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分析，核心发现仍然得到有力的证据支持。这些稳健性分析包括：(1)进一步控制企业所在县区的地理变量及历史上的战乱、企业所在乡镇的经济发展水平、各族群的人口学特征；(2)把样本限制在沿海城市、沿海县区，使得其地理条件更为相似；(3)使用多族群乡镇的样本，研究同一乡镇内不同族群区企业的创新投入差异；(4)考虑不同族群企业家可能存在特定的行业选择倾向进而影响创新投入，进一步剔除低端行业，控制行业小类的创新投入均值；(5)变换企业创新水平的测度指标等。最后，本文发现政府补贴会加剧各族群区企业创新投入的分化。具体而言，政府补贴令客家区企业减少创新投入，广府和福佬区企业增大投入，其中对福佬区企业的作用又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