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9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753(2019)01-0025-22 1 引言 当期，我国经济逐步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迈进，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的重要目标。近年来，在我国去产能政策背景下，大批工业行业领域的“僵尸企业”被清理和淘汰；与此同时，日趋严格的环保政策，使得大量工业行业中低效益、高污染的中小企业退出市场。这些传统工业部门的整顿，势必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带来一定负面影响，相应的建立高质量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成为关键。而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建立依赖于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尤其是新兴高技术产业的崛起。这些新兴产业的崛起依赖于企业家的创业活动，尤其是高技术行业领域的技术性创业活动。因此，地区和城市的创业活力成为影响其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尤其是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放管服”等政策激励下，新一轮民间创业热潮对于提升地区和城市创业活力，促进质量型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从理论层面来看，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城市不仅是承载产业的基本空间地域，同时也是企业家进行创业活动的基本单元，因此从城市层面衡量创业活力更具科学性，研究城市创业活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有益于发现更为清晰、准确的经济规律。目前，国内文献对于创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还主要集中于国家层面和地区层面，尽管这些研究为解释创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做出了重要贡献，如创业活动通过降低知识溢出过程中的市场过滤和制度过滤促进技术创新，进而提升经济增长水平，以及政府支出、金融发展等因素在创业经济增长效应中的约束机制，等。总体而言，还相对缺少对城市层面创业活力的研究，而关于创业活力与城市工业经济增长的研究更是缺乏。然而，由于城市具有与国家和地区所不同的经济特征，如集聚经济优势，这就使得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的影响可能具有更为特殊和复杂的异质性规律。因此，在城市层面展开创业活力与工业经济增长的研究具有独特意义。 进一步的，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创业活力又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因此在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以及不同经济开放政策的城市中都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与此同时，我国城市工业发展所处的阶段也千差万别，面临的工业结构转型任务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此外，我国1978年以来持续推进的改革开放政策也深深影响着城市创业活动以及工业发展。那么，创业活力对我国城市工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吗？对于不同地区和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创业活力对城市工业经济的影响具有何种差异性？进一步的，城市对外开放政策是否影响着创业活力对城市工业经济的作用？对于上述问题，文章运用2003-2016年全国城市层面数据，从分地区、分城市规模和分经济开放政策等多维角度进行回归分析，以期解答这些疑问。 文章在引言之后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梳理和回顾创业活力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第三节系统阐述了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第四节是文章的数据来源、变量选择和计量模型设定；第五节则是实证研究，不仅展开基准回归分析，同时还从分地区、分城市规模以及分经济开放政策的多维视角进行纵深研究，并且给出稳健性分析；第六节给出了文章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2 文献评述 关于创业对经济增长的理论最早源自于Schumpeter的创新理论。对于国外文献研究，在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方式方面：①Schumpeter和Nichol(1934)[1]强调创业者通过新产品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即创新活动破坏旧市场均衡，创造新就业机会，产生新产品市场。②Leibenstein(1978)[2]则指出了创业活动对改善市场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的作用，这主要通过创业者发现市场机会、组合资源、管理和风险应对等途径来实现。③Baumol(1990)[3]通过对全球重要国家历史数据的比较分析了创业精神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即由政府创业政策引致的创业精神只有当配置于生产性活动才会促进经济增长，而配置于非生产性活动则不会带来经济增长。相对来讲，上述学者尽管在理论层面阐述了创业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方式，但是大多还局限于定性分析层面，有待于从定量分析层面对上述机制加以证实。 在创业促进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方面，Acs和Armington(2002)[4]、Matejovsky等(2014)[5]的分地区实证研究均表明，创业活力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Yong(2017)[6]则测度了创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研究显示，中小企业的创业活动显著促进了都市区就业和工资的增长，其中，新增小企业10％的增长率会带来MSA(都市区)的就业增长1.3％-2.2％，年度工资增长2.4％-4.0％。该研究的不足之处是，受限于都市区的经济产出数据不可得，上述研究以创业引致的就业和工资增长率代表经济增长率，这导致一定程度的贡献率测度误差。 在创业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约束机制方面，国外文献集中从产业结构约束、制度约束、公共支出约束以及文化约束四个方面展开。首先，在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产业部门的再配置是创业活力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工具(Noseleit，2013[7])，并且相对于无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部门，高技术行业的创业活动能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Hessels等，2013[8])。其次，在制度约束机制方面，来自1992-2016年的系统文献分析表明，制度通过影响创业活力显著影响了经济增长(Urbano等，2018[9])，其中产权制度、政府廉洁度以及新企业审批程序是影响创业活力的重要制度(Chowdhury等，2015[10])。此外，相对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对机会型创业具有更大的影响(Aparicio等，2016[11])。再次，在公共支出约束机制方面，来自欧盟13国的证据表明，高水平的公共研发支出、教育公共支出有助于提升创业活力(
等，2016[12])。最后，在文化约束机制方面，来自德国的历史数据表明，创业活动对地区就业增长具有显著影响，那些具有高度创业文化的地区在50年后具有更高的创业活力，由此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Fritsch和Wyrwich，2017[13])。综合来看，国外诸多学者对创业经济促进效应的约束机制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然而必须指出，影响创业活动的约束因子在实际经济中通常不是单独发挥作用，而是共同交互在一起形成对创业的影响。因此，研究不同约束因子对创业经济促进效应的交互效应，应当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