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威尔海姆·舒尔茨(Friedrich Wilhelm Schulz)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思想家和政论家。1840年代初，当马克思还在思想上经历从主观唯心主义向一般唯物主义的艰难转变时，舒尔茨已率先深入到物质生产领域探究人类历史发展的运动规律，建构起独具一格的物质生产理论。它在一定程度上要比同一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先行者赫斯①的经济异化理论更为深刻，并对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但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于舒尔茨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的探讨严重滞后，甚至有部分西方学者恶意歪曲两者的关系。因此，基于原始文本和经济学-工艺学的思想史语境考察舒尔茨物质生产理论的哲学内涵与理论得失及其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效应就成为一项重要的理论任务。 一、经济学-工艺学语境中的“物质生产方式”理解史：从斯密到尤尔 舒尔茨的物质生产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生产的运动，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②(以下简称“《生产的运动》”)一书中。从该书的副标题来看，历史-统计学构成了舒尔茨理论建构的显性方法论支撑。但实际上，历史-统计学的核心内容恰恰来自政治经济学和工艺学。因此，要想深入把握舒尔茨的物质生产理论的运思语境和思想实质，就必须首先回到经济学和工艺学思想史中关于物质生产方式的不同理解。而这一思想谱系对于大多数国内学者来说同样是既熟悉又陌生的。 在“物质生产方式”理解史上，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占有独特的理论地位。因为他首次系统剖析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原因，并将分工、劳动生产力与交换关系紧密勾连起来。但受特定时代的制约，斯密的分工理论又存在明显局限性。首先，他只关注到分工之“分”，而忽视分工之“合”。当斯密以扣针工场为例来阐述分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原因(即分工促进劳动者业专而日进、业定而省时、业精而发明)时，他的出发点是分工的专业化和固定化所带来的个体劳动者的主体能力提升，而不是分工的联合或协作及其产生的集体生产力——这种超过个体力量之和的社会生产力正是资本无偿占有相对剩余价值的重要源泉。其次，斯密尚未严格界划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从而犯了“泛分工论”的错误，遮蔽了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资本主义特质——这一错误观念对包括舒尔茨、马克思在内的许多思想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最后，他将分工看作唯一的先进生产方式，并以分工逻辑来理解机器，使机器从属于分工，将机器看作劳动者的上手性工具，从而混淆了机器与工具。因此，斯密无法(也不可能)看到机器大生产对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超越，更不会看到机器与劳动之间的激烈冲突，从而走向基于分工和平等交换的普遍丰裕。对此，李嘉图的机器理论做出两方面的推进：一是他将机器从分工逻辑中解放出来，强调机器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二是他首次明确指认了资本关系下机器对工人阶级的危害与对立，从而将斯密的平等交换关系推进到对抗性的生产关系层面。马克思后来高度评价了这一点。③但他尚未科学区分机器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认为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并提出用补偿理论来缓解机器造成的阵痛。而且，他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论及机器的经济社会影响，还尚未真正深入直接生产领域探究机器的工艺学特征和运行规律——这也是古典经济学在物质生产问题上无法继续深入的痼疾之一。 以约翰·贝克曼(Johann Beckmann)和约·亨·摩·波佩(J.H.M.Poppe)④为代表的德国工艺学(Technologie)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古典经济学的缺陷。贝克曼在《工艺学导论》(1777)中指出，工艺学是关于手工业、工厂和工场手工业的知识，“是对一切劳动及其结果和原因的全面、系统和清晰的说明”。⑤波佩作为贝克曼的学生进一步发展了工艺学。波佩在《从科学复兴到十八世纪末的工艺学史》(1807-1811)中指出：“工艺学不仅讲解手工业的历史，而且系统透彻地讲解一切劳动及其结果与原因”。⑥他的理论贡献在于：首先，他在继承斯密分工理论的同时，明确指认工场手工业和工厂的前提是协作和大规模生产，即“几个同种或不同种的手工业者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聚集在一起工作”，⑦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其次，他对机器的认识摆脱了斯密的分工逻辑，强调机器取代了“单纯的手工工具”；⑧最后，他初步分析了机器生产的快速、均匀和准确等特点对节省劳动和时间的积极作用，⑨大大推进了李嘉图对机器的认识水平。不过，波佩的观点也存在内在局限，譬如，他在区分工场手工业和工厂时指出，直接借助人手或机器来生产商品的就是工场手工业(Manufacture)，而借助火(Feuer)和锤(Hammer)来生产商品的就是工厂(Fabirk)。⑩显然，他所说的“工厂”并不是以自动机器体系为基础的现代工厂，而是工场手工业时期的金属加工工场，而这一观点在当时的德国却十分流行。这表明，贝克曼和波佩的工艺学还停留在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阶段，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德国落后的生产力水平。 基于英国的工业革命进程，以查理·拜比吉(Charles Babbage)和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11)为代表的英国工艺学实现了欧洲工艺学的现代转向。拜比吉的理论贡献在于：一是在斯密分工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分工的比例倍数原则，即“拜比吉原理”，并详细阐述了该原理在工场和工厂中的普遍应用和经济效应；二是明确给出了机器的工艺学定义，即“当每一个过程都简化为只使用一些简单工具时，由一个发动机推动的所有这些工具的联合就产生了机器”。(12)这是一种典型的机器-工具集合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借用这一观点批判了蒲鲁东的机器-劳动集合论。当然，拜比吉的理论缺陷也是明显的：首先，他仍然延续斯密的分工逻辑错误，将分工视为机器大工业的主导原则，尚未真正把握机器大工业的本质特征；其次，他以繁简程度和动力来源作为区分机器和工具的标准，即“工具通常比机器简单，工具通常是由人手推动的，而机器通常是由动物或蒸汽力来推动的”。(13)这显然是非科学的。舒尔茨就延续了这一错误观点。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批判了这一观点，并深刻指出：“拜比吉(他作为数学家和力学家)虽然比尤尔高明，但他实际上只是从工场手工业的观点去理解大工业的。”(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