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的普遍主义

作 者:

作者简介:
汪行福,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在我们的时代,普遍主义如同其他启蒙理想一样受到后现代主义、多元主义和各种共同体主义思潮的围剿,但当今左翼思想家中也不乏普遍主义的捍卫者。拉克劳、阿兰·巴丢、巴利巴尔、华伦斯坦等人不仅对新自由主义的虚假普遍主义和各种特殊主义思潮进行批判,而且致力于普遍主义话语的重建。但是,在这场普遍主义的理论复兴中,马克思的相关思想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虽然马克思在认识论上拒绝脱离现实的抽象普遍性观念,在政治上反对以抽象权利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但马克思并没有拒绝普遍主义理想。相反,无论是在对人类未来社会的设想还是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中,普遍主义都是马克思思想的特征。像黑格尔等伟大哲学家一样,马克思对普遍性及其表现形式有着深刻和复杂的思考。具体来说,通过“虚假普遍性”的批判,马克思揭示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规范潜能及其阶级局限性;通过“现实普遍性”视角,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进步潜能和历史局限性;通过“例外普遍性”概念,马克思揭示了无产阶级解放的普遍政治潜能。虽然马克思与我们相距一个多世纪,但我们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批判和分析的历史时代中,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解放信念和对资本主义的辩证态度,仍然是我们应该继承的遗产。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9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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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普遍主义的复兴

      费瓦雷(A.Ferrara)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怀疑的时代和向下沉沦的时代,一切与理性相联系的普遍性理念都受到质疑,基于此,“它给未来留下的任务是哲学和社会理论中可信的普遍主义形式的重建”。①拉克劳(N.Laclau)也认为,普遍性观念对任何进步的政治运动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当今左翼思想中虽然有普遍性的种子,但未能发展出激发大部分人想象的符号,“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扩展那些普遍性的种子,以使它获得一种充分的社会想象,同在过去三十年间已经成为世界政治霸权视域的新自由主义共识相抗衡”。②我们处在一个悖论的时代,一方面启蒙和现代性的普遍主义信念受到后现代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围剿,另一方面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也出现了一股普遍主义复兴的浪潮。

      当今著名激进左派哲学家阿兰·巴丢(Alan Badiou)在《圣保罗——普遍主义基础》③中提出,当今世界受制于市场万能的虚假普遍主义和“共同主义的万花筒”的虚假对立,虚假普遍主义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一切事物都根据市场等值原则来衡量,而在他看来,真正的普遍主义意味着无条件地忠诚于“平等”,这是我们时代必须捍卫的理想,也是共产主义概念的意义所在,为此他主张一种“战斗的普遍主义”(military universalism)。世界体系论代表伊曼纽尔·华伦斯坦(I.Wallenstein)在《欧洲普遍主义——权力的修辞》中指出,当今流行的普遍主义实际上是欧洲普遍主义,这种普遍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修辞和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工具。他把欧洲普遍主义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泛欧洲主义政治家口中的政治普遍主义,这种普遍主义以“人权”、“民主”为口号,在全球推行西方制度;二是文明冲突论者口中的文化普遍主义,它认为只有西方文明因坚持理念主义和人道主义普遍信念,因而优于其他一切民族的文化;三是市场万能的经济普遍主义,它把西方经济学作为唯一的真理,把市场经济视为唯一可行的经济模式。在他看来,欧洲普遍主义形式是与西方资产阶级的利益相联系的,是维护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意识形态。但是,对这种特殊的普遍主义的抵制不能返回到反对普遍主义的“超级特殊主义”(superparticularism)立场,相反,“如果我们想构建一个现有世界体系的真实替代,我们就必须找到一条阐述和使‘普遍的普遍主义’(universal universalism)制度化的道路,这种普遍主义是可以实现的,但不会自动地和不可避免地实现”。④总之,在当今许多左翼思想家看来,现实中普遍主义可能已经堕入到了虚假意识中,但普遍主义理念本身仍然是我们时代不能放弃的合理理念。正如朱利安(Francois Jullien)所说,普遍主义起源于欧洲,带有西方文化的特异性,并且常常是专横霸道的,然而,“这种对于普适的奢望,我们可以向它挑战,批判它,揭露它,与之决裂,但对它的需要却不会因之而减退。(欧洲方面)关于它的假定的确不够有说服力,但这丝毫不影响它让我们认识到人类需要它:尽管所有关于普适的表象一个接一个地倒下,若花之谢,但普适之概念却日益壮大”。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普遍主义一再受到挑战和质疑,但是,许多人仍把捍卫和发展普遍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事业。

      普遍主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仅与特殊主义相对立,有虚假与真实之争,更为困难的是,它的含义和形式是多样和复杂的,内部充满着张力和矛盾。齐泽克在《敏感的主体》中也区分了三种普遍性概念。⑥一是“中立的普遍性”,它被理解为漠视一切具体差异的抽象同一性,这种普遍性的特征是“无歧视”,如黑格尔谈到法的理念时说:“自我被理解为普遍的人,即跟一切人同一的,这是属于教养的问题,属于思维……人之所以为人,正因为它是人的缘故,而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天主教徒、德国人、意大利人等等不同”。⑦这种普遍性构成现代人权和现代道德观念的基础。二是“症候式阅读”的普遍性,它把自己理解为对一切普遍性和普遍主义的批判,譬如,“女性主义者认为,所谓的普遍理性概念不过是男性对自己的特权地位的特殊辩护;马克思主义认为,所谓人权和自由不过是私有财产和交换关系的意识形态面具;后殖民主义认为,一切普遍主义都是欧洲文化霸权的表现”。⑧三是“霸权普遍性”,它把普遍性理解为无本质、无确定性的“空的能指”,“它总是已经被某些偶然的、特殊的内容所填充,即被它们所支配,而这些内容只不过是普遍性的替身”。⑨在此,普遍性不过是某种霸权化实践的临时结果。在齐泽克看来,虽然这三种对普遍性的理解有着重要的差别,但它们都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一个概念取代其他概念。法国著名左翼思想家巴利巴尔也对普遍性和普遍主义问题的复杂性做了分析。他认为,普遍性不是单义的(univocal),而是多义的。在他看来,起码有三种普遍性形式:一是“作为真实性的普遍性”(universality as reality),它指称人们跨越原有生活界限和范围,在越来越广泛的范围内发生的交往和联系,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全球化就是这种性质的普遍性。二是“作为虚构的普遍性”(universality as fiction),它赋予某种道德和政治制度以集体想象的共同性来表征普遍性,这种普遍主义带有虚构的意识形态特征,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秩序,如国家、民族等概念,但却在社会秩序和关系的协调中起着重要作用。三是“理想的普遍性”(universality of an ideal),这种普遍主义表达为超越性的原则或理想,如“平等自由”原则、世界主义、共产主义等等,它虽然无法完全实现,却为反抗现实提供动机。⑩在巴利巴尔看来,任何一个严肃的哲学家都不会坚持单一的普遍性概念,相反,他们总是力图把不同的概念结合到自己的理论之中,建立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因此,今天普遍主义话语,不仅要捍卫普遍主义原则,而且要处理其内部复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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