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哲学史讲哲学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根友,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原文出处:
哲学研究

内容提要:

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是哲学学科内部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哲学史的学习与研究是哲学研究与理论创新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从事哲学创新还需要逻辑思维能力、基本的科学素养和艺术素养等。依托哲学史提供的哲学智慧,结合现实给哲学提出的理论问题从事哲学创新,是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因此,“即哲学史讲哲学”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一些从事分析哲学的研究者看轻哲学史的价值,进而看轻哲学史的课程与教学在哲学教育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是没有道理的。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与类型是多元的,哲学创新的途径也是多元的,而“即哲学史讲哲学”是其中最为基本的方法之一。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9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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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15

      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经过黑格尔的阐述以后,长期以来成为哲学界与哲学史领域里的重要问题,20世纪中国哲学界对此问题尤其关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西方哲学界的同仁于2006年6月17—19日,曾对此问题举办过一场认真、细致的讨论。仔细阅读争论双方的观点,发现他们对于“哲学史”这一概念的理解,虽然也有一些“重叠共识”,如认为哲学史就是历史上已经出现的哲学家们的思想,但由于他们对“哲学”的认识不同,对哲学史与哲学研究的正相关性的理解就发生了很大的分歧。

      概括地讲,以研究德国哲学为主的一批学者,比较倾向于维护黑格尔的“哲学”与“哲学史”观,将哲学与哲学史均理解为一个动态发展过程,研究哲学史绝不仅仅意味着对历史上某些过去了的哲学家及其思想面貌的认识与还原重构,而是将这些个别的哲学家的思想看作是哲学思想发展链条上的一个有机环节,进而考察哲学在具体的历史时空里不断展开的历史过程。以研究分析哲学与逻辑学的一批学者为主,则反对黑格尔的“哲学”与“哲学史”观,主要将哲学理解为一种“理智探索活动”,其基本任务是“凭借恰当的语言来研究思想和世界”(张志林《如何做哲学——兼论哲学与哲学史》,见邓晓芒主编,第305页);或者将哲学看作是一种“智力活动”,主要方法是“通过清晰的概念和合理的论证来形成正确的理论”(程炼《哲学史作为哲学的真子部分》〈提纲〉,见同上,第307页);或者哲学就是指一些“哲学问题”(徐明《哲学不是离开哲学问题的哲学史》,见同上,第310页)。他们不承认哲学是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认为“哲学史”无非就是历史上已经出现的哲学家的思想,哲学史的研究,无非是对“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哲学问题,给出的是别人曾经所做的概念分析、逻辑论证和反思平衡”,相对于哲学研究的“理性重构”而言,哲学史的研究无非是“历史重构”等等。(参见张志林《如何做哲学——兼论哲学与哲学史》,见邓晓芒主编,第306页)

      由于争论双方在“哲学”观方面有巨大的差异,因而对“哲学史”及其研究的价值的认识自然产生了巨大的分歧。笔者在他们讨论的基础上,综合两家的观点,并结合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几个例证,对“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问题再做一点新的论述,希望能够深化对此问题的讨论。

      一、分析哲学研究者的主要观点及其评价

      试图通过“哲学不是哲学史”,或“哲学史不是哲学”命题的证明,进一步强调哲学研究与哲学史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进而否定“通过哲学史研究哲学”途径的重要性,是一些专门从事分析哲学与逻辑学研究的学者的主要观点。而在他们呈现出的主要观点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种未加言明的哲学史观,即哲学史无非是历史上已经出现的一些哲学家的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是历史性的东西,与哲学的创新性思维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他们既不承认黑格尔整体的哲学观与哲学史观,也反对“时代精神”等的类似说法。(参见朱志方《哲学不是哲学史》,见同上,第296-297页)就他们对哲学与哲学史关系的论述而言,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的表达式:

      (1)强调哲学对于哲学史的绝对优先性,进而割裂哲学史与哲学的关系。其典型、激进的代表命题是:“没有哲学,哲学史是不可能的;没有哲学史,哲学是可能的。”(张志林《如何做哲学——兼论哲学与哲学史》,见同上,第305页)其温和性的命题有:a.哲学不可能仅仅是哲学史,如果从来都没有新的哲学思想,那也不可能有什么哲学史(参见叶峰《从“先天综合判断”问题看哲学史与哲学研究的关系》,见同上,第277页);b.其引申性的表达式:“每一个哲学家,必须先有了哲学,才有他自己的哲学史”(朱志方《哲学不是哲学史》,见同上,第297页),“不做哲学研究,写不好哲学史”(程炼《哲学史作为哲学的真子部分》〈提纲〉,见同上,第307页)①;c.“哲学不能离开当前的哲学问题,而哲学史也不应离开历史上的哲学问题”,“所以,在西方哲学的研究和教学中,应以哲学问题为主,以哲学史为辅”。(徐明《哲学不是离开哲学问题的哲学史》,见同上,第310页)

      (2)把哲学史与哲学之间复杂、深刻的内在关系化约为一个现代分析哲学的命题——“哲学是哲学史”或“哲学史是哲学”,然后分析这一命题的三种意思,对这一命题的辩护进行想象性的分析与反驳(因为作者没有举出一个实例,故称是想象性的),再从语用学的角度指出这一命题的历史根源及其危害性,进而给出反命题:“哲学不是哲学史”。这一类型的论证过程中,提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观点,但其中的一些论证用语在逻辑上是不严格的,也缺乏哲学史的史实,有些地方不符合哲学史研究的实际情况。其表面的用语与实际上想表达的意图之间有很大的差异。

      (3)反对“哲学就是哲学史”的命题,但有限地承认“哲学史对于哲学研究的必要性”。此处的“必要性”并不能等同于形式逻辑上的“必要条件”,至多是“哲学史研究在哲学活动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程炼《哲学史作为哲学的真子部分》〈提纲〉,见同上,第307页)。但这种富有弹性的“不可替代”一词的意思,是“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母亲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还是“人体健康,蛋白质的作用是不可能替代的”?作者未及深论。如果是前一句式中的“不可替代”,只是强调了其重要性程度,并没有形式逻辑中“必要条件”非它不可的意思。因为在父亲作为单亲的家庭中,孩子没有母亲也能够长大,并不一定就会死亡。只是这样的单亲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或情感上的问题。而如果是第二句子中的“不可替代”,就是形式逻辑中的“必要条件”的意思,即如果完全没有蛋白质的营养,人是会死亡的,至于人是从哪些食物中摄取蛋白质,那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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