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从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梁流亡海外，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十余年间，保皇改良运动和共和革命运动的主要根据地都在海外。引领当时思想风气和政治意识的士林领袖大都在海外游历或者流亡，是这一时期非常特别的氛围和态势。君主立宪派和共和革命派同时流寓海外，都以华侨作为各自运动的主要基础和相互辩论的主要接受对象，意味着中国共和革命本身是在“世界大舞台”上展开的。辩论双方都习惯于通过观察和理解世界来建构自己的思想视野，讨论中国变革的道路和方向。几乎在所有的讨论里，他们都会纳入对世界各国的观察、分析或辨析。他们对于世界结构及各国状况的分歧和辩论，不可避免地成为革命辩论的重点和基础。因此，此一时期的一个重要遗产，是思考中国问题的世界视野的普及化。中国遭遇“列强环伺”的大变局之后，一直需要解决如何重构全球视野的问题。共和革命酝酿的十余年间，主要在海外展开的有关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政治辩论，大大刺激了有关世界的知识积累，基本完成了基于实地考察和大量阅读的世界视野的建构，特别是形成了在世界视野中思考中国问题的习惯。 本文便以20世纪初共和革命辩论开端之时，康有为与其弟子借助于印度近代亡国史等“亚洲故事”展开的辩论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康有为关于全球格局与亚洲状况的看法。 1901年12月7日(光绪辛丑年十月二十七日)，康有为前往印度东北部的山城大吉岭，在此居住近两年时间。在此期间，康有为就途中所见写成《印度游记》，这是康有为写作长篇海外游记的开端。1902年正月，梁启超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等文，主张教不必保，也不可保，明确表示了与康有为不同的意见。这年春夏间，保皇会员(包括康有为弟子)中有不少人纷纷主张“革命”“自立”，梁启超、欧榘甲提倡最力。1902年春夏间，欧榘甲用“太平洋客”的笔名在《文兴报》发表《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一文，后扩展为《新广东》，提倡“一省自立”，刺激各省自立，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中国的自立。1902年6月，康有为写了《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以下简称《答华商书》)和《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以下简称《与梁等书》)两封长信，与弟子们和美洲华侨讨论革命诸问题。这两封信在内容上有重叠之处，《答华商书》全面论述康有为对于革命主张的观察和意见，《与梁等书》则集中论述革命自立问题，主要讨论了印度的案例。这两封长信写于《印度游记》完成之后，是康有为与梁启超等弟子第一次就革命问题的公开辩论，堪称开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著述新阶段的标志性作品。 康有为在20世纪初革命辩论时期的亚洲论述包括两个重点：一是将印度视为最能与当时中国相对比的国家，以此反驳革命派分省自立的主张；二是对“霸国”时代的论述，在霸国体系框架之下考虑亚洲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康有为与倾向革命的弟子们及章太炎等革命派之间的辩论形势有着微妙的不同。 二 革命辩论中的“亚洲故事”：以分省自立问题为中心 康有为在海外游历过程中的阅历和思考(包括海外游记写作)，是他探索“时势”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他在游记写作中讨论与革命辩论有关的问题，始于《印度游记》，这也是目前所见的康有为的第一篇长篇形式的海外游记。与此前在新马的两年间的释经作品一样，这篇游记以特别的写作形式回应共和革命浪潮兴起所提出的问题。 《印度游记》讨论的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印度种姓制度的不平等，一是印度宗教(婆罗门教)躐等而进，“失其时、乱其序”，都是对印度自身问题的思考，都带有警示中国的意味。康有为对这两个问题之所以敏感，与其对共和革命主张的思考有关：社会平等或不平等，实质上是共和革命是否有动力和理由的问题，印度最不好的地方在于“人类分等”，容易出现内乱，而不如中国人类平等，这是孔子的大功劳①；婆罗门教躐等而进对印度的负面影响，则为康有为释经重释“三世说”、针对民主共和主张强调不可躐等而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② 康有为在游历印度之前，期待可以像戊戌变法之前游历香港那样，从印度发现“可观而益中国者”。但他在印度人居住地看到的是污秽混乱的景象，“英人治之百余年，而治未至也”。他在吉埠英国总督署附近看到的则是截然不同的繁华景象。③《印度游记》叙及的“英新变政”，主要是英国人以印度人治理印度人的“驾驭印度之法”：“英人之治印度，迥与治本国殊。吾常言势因自然而来，理为平等而设，苟非平等，则必用威。吾国人亦可耸然矣！”④他看到印王乐不思蜀，感叹“既见而哀之，亦复自哀，而吾中国亦可为鉴矣！”⑤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不是平等的，而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奴役者的治理方式以依托强力的驯服为主。康有为在关注英国殖民治理经验之外，⑥更为重视印度自身可让中国借鉴或受益的经验教训。 《与梁等书》一信相当于《印度游记》的姊妹篇，其主体部分专门论述了印度何以亡国的历史。⑦对照阅读两文，可以看出，《印度游记》主要是对当时游历所见的叙述和基于这些所见的思考，其兴趣集中于当前印度的状况，包括印度的宗教状况和种姓制度，除印度宗教史之外⑧，尚较少叙及印度历史，基本没有论述印度被英国侵略而亡国的问题及相关历史。《与梁等书》对印度的叙述，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印度何以亡国，重点讨论了割据自立问题。⑨康有为以印度为镜鉴批驳了欧榘甲等人割据自立的主张，辅以对全球多国自立历史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