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9)01-0038-14 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报刊史发展的分水岭。报刊之性质，也有很大的差异。正如《上海强学会章程》所言：“近来津沪各报，取便雅俗，语涉繁芜，官译新闻纸，外间未易购求。今之刊报，专录中国时务，兼译外洋新闻，凡于学术治术有关切要者，巨细登。”①不仅如此，商业报刊与时务报刊的发行与阅读也有较大区别。1894年以前，尽管在上海、香港、广州等地有一些商业性报刊，但发展颇受阻滞。梁启超甚至认为：“以故报馆之兴数十年，而于全国社会无纤毫之影响。大抵以资本不足，阅一年数月而闭歇者十之七、八，其余一、二，亦若是则已耳。”②此说虽有些偏激，但大体上可以看出甲午以前具有全国影响的报刊并不多见。姚公鹤认为，甲午以后，我国受国际间之打击，始有此进步耳。若甲午以前，则并此无之。世界报纸有制造时势之权能，我国报纸乃为时势所构成，两两相较，殊有愧色③。可见，《时务报》乃时势所造，是国家危亡之际，思想界要求维新救国的产物。正如梁启超所言：“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④当时《申报》的发行量至少有数千份，但梁启超独提《时务报》在全国之影响，是由于在甲午之后，读者对时政的关注超过以前任何时期，而《时务报》开创了政论性报刊的新时代。胡适曾总结道：“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⑤可见，《时务报》开启了报刊发展的新时代。 关于《时务报》的阅读，台湾学者潘光哲已有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时务报》在读书界引起的回响多元繁复。每位读者在读报的时分，都会因个人关怀的不同与思想立场的差异，对《时务报》承载/提供的讯息有他自己的理解和诠释，从而形构了生命个体对外在局势和自我定位的认知，响应的策略与行动自是千样万态。整体观之，环绕着像《时务报》这样的传播媒介而引发的读者的喜恶乐怒，其实是思想观念体系/价值系统在公共场域里的趋同或冲突⑥。与《申报》等商业报刊以大城市为发行重心不同，《时务报》依靠其广泛的人际网络和发行体系，其触角已遍及偏远地区，其阅读反响、舆论导向、社会启蒙等方面的作用，远超过一般商业性报刊。因此，本文着重从发行渠道、制度化阅读、阅读共识等方面进一步探讨《时务报》的影响。 一、官方发行与“制度化阅读” 甲午之前，报刊阅读者大多为少数开明官绅和通商口岸的一些文人雅士，报纸在“思想界”的影响颇为有限。甲午之后，随着“知识人社会”的崛起，尤其是大量新兴职业群体在口岸城市的壮大，读书人的身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工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发展，进而推动了士林风气的转变。在开明之士鼓动、外强压力、地方洋务大员支持以及商民社会与西学相互促进的合力作用下，主张变通的一派占了上风。洋务新政推行，中外交往扩大，以及中西学地位的变动，使教会学堂得到发展的良机⑦。教会学堂培养了一大批新式知识分子，他们崇尚西学，主张变革，他们与口岸城市中从事文化活动的教师、记者、出版商等一起，形成了一个“知识人社会”，这一“知识人社会”居于国家(上层的国家权力)与社会(下层的市民社会)之间，其中的角色不再是传统士绅，而是现代知识分子，正是这些职业多元的现代知识分子，共同形成了一个知识生产、流通的文化交往网络⑧。 尽管《时务报》具有明显的官方背景，受到张之洞等地方大员的鼎力支持，但是，在口岸城市和一些省会城市，尤其是上海、天津等西式教育较为发达的城市，《时务报》仍然以新式知识分子为主要阅读对象。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往往从《时务报》的交往网络观察读者对象，这无疑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与此前传教士报刊阅读情况不一样的是，《时务报》开创了“制度化”阅读的前例，它得到了诸多地方督抚的强力支持，地方大员以官方文件命令各级书院订阅，从而在制度上保证了该报能够进入地方社会并广泛传播。《时务报》尽管利用汪康年深厚的人脉关系建立了强大的发行网络，但官方的推动却功不可没。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曾命令湖北各级地方官府和学校订阅《时务报》，规定“所有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文职至各州县各学止，武职至实缺都司止，每衙门俱行按期寄送一本。各局各书院各学堂分别多寡分送，共计二百八十八分。”⑨浙江巡抚廖寿丰先期“特购《时务报》全分”，发给地方官员披阅，之后，他要求地方官府“按期购阅”，并命令地方官为各地书院订购一份，“俾肄业诸生得资探讨。”⑩湖南巡抚陈宝箴要求“每州府县各先发二分，如有书院较多，不敷分派之处，仍仰该府州县详请补发。”(11)浙江巡抚廖寿丰的幕僚吴品珩写信给汪康年说：“《时务报》，居停亦极思通行各府州县，以仿鄂省办法，筹费维艰，先购送一季与各府县，令就近各自行继购。”其目的是要求浙江各府县加以购买，他还透露“札已交刷，共计一百卅四分。上月中旬特札防军局向贵馆购到送院，以备随札发出。”因此，有了巡抚大人的命令，“《时务报》想必畅行，未审按期可销几千本？”(12)其他如两江总督刘坤一、直隶布政使陈启泰、江苏学政龙湛霖、安徽巡抚邓华熙、江西布政使翁曾桂、四川学政吴庆坻等地方大员，都曾颁布命令，要求各府州县加以购阅。即便是偏远的贵州，由于贵州学政严修的大力倡导，并亲自修改“《通饬各学劝谕诸生购阅时务报札》原稿。”(13)从而在制度上保证了官方发行渠道的畅通。可见，地方督抚对《时务报》进入府县一级发行网络起着关键的作用。尤其是在江浙、两湖督抚的影响下，许多地官员纷纷购阅，为《时务报》培育府县一级的地方性阅读群体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诚如宋恕对友人刘绍宽提及《时务报》时所言：初次出报，即震动海内，京员亦多称许。语闻之香帅，香帅恐汪以前嫌之故，将来或为所诋，首先发札倡助，通饬两湖阅报。《时务报》之名，遂益以掀动天下，一时督抚皆踵为札饬销报(14)。据统计，在《时务报》刊行的两年里，目前有已知十七处官方出面，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布置官购该报(15)。对于官方的大力支持，《时务报》不仅没有忌讳，反而利用“告白”多次表达了谢意。如第17期的《本馆告白》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