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B029；B0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19)01-0027-11 如果说马克思应对虚无主义问题是由于主张“我以无作为自己事业的基础”的施蒂纳的刺激以及在探究资本逻辑中深深感受到资本对一切崇高、超验价值的解构；如果说尼采应对虚无主义问题是由于深感基督教和资产阶级所追求价值的平庸化，那他们由此引发的忧虑还没有那么强烈。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虽然资产阶级势必走入对崇高价值的虚无而陷入平庸与颓废，但还有另一种与之对抗的新人会登场；虽然他们对这种新人的认定并不相同(一个是无产阶级，一个是超人)，但事情是在向上跃迁，是在向着更好的方向变化、提升着，即使速度没有那么快(马克思)或者不具有必然性(尼采)。但在法西斯主义猖獗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价值虚无问题就远不是这样了：事情在向坏的方向发展，价值底线不断被突破。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问题都严重了很多。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当时殊为严峻的价值虚无主义问题做出了切实的思考。这种思考不自觉地整合了德、俄两国思想家马克思、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对虚无主义长久思考的主要成果，把对虚无主义的认知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和高度。相比于马克思和尼采，《启蒙辩证法》对虚无主义的反思探究有两个重要的推进。 一、虚无化的对象：从崇高价值到基本价值 《启蒙辩证法》对虚无主义反思的第一个推进就是把虚无主义的反思核心从崇高价值的虚无化进一步聚焦于基本价值的虚无化。 马克思和尼采都把资产阶级的虚无主义力量视为对崇高价值追求的消解和泯灭，认为资本的力量中蕴含着一种必然的、致使崇高价值虚无化的虚无主义力量。这种虚无化一向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解释为一种进步：封建的崇高是靠不住的、虚假的和意识形态的，而资产阶级的这种判定却一向被奉为科学的真理。马克思和尼采都坚定地批判了这种自封的真理。尼采认为，认识都是视角主义的窥视，却自封为全景观视。而基督教自封的普遍而崇高的价值，更是出于内在的恐惧抽象出来的、一种并无现实基础的虚幻存在，而且，越是被视为超验崇高，越是反映出设想者本人的虚幻无力。因而，所谓的崇高本是软弱无力的东西，事情是完全颠倒的。马克思认为那是以特殊来冒充普遍：这“特殊”或者本是一个特殊的阶级冒充普遍，或者是以历史上特定的阶段冒充普遍永恒。因而，尼采把真正的崇高价值视为未来超人新创造的文化才有可能新生出来；而马克思认为只有超越资产阶级、继承了历史进步精神的无产阶级文化才能成功地避免在资本的逻辑中孕育出来的虚无主义力量。 可以说，他们的虚无主义思考之重心在于超验和崇高价值王国的坍塌，这种价值不再被信任。他们在中产阶级的平庸、世俗价值的追求中看到了更高价值的不再被信奉，看到了无甚更高追求的资产阶级日益陷入对按部就班、平平庸庸、安全、保险、舒适、胆怯、例行化、标准化、形式化东西的追求之中，变得麻木、胆怯、规矩、知足、失去创造性、没有了驾驭风险和担当责任的能力。但对马克思和尼采来说，问题就在于平庸和对更高价值理想的不再追求，而不是别的更糟糕的境况。对他们来说，不再有更高的价值理想，不再有对历史的进一步推进和提升，就已经是一个令他们难以忍受的问题了。他们是想要进一步向前推进，进一步提升、发展而不能陷入碌碌无为、麻木不仁。他们没有担忧出现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担忧的更坏状况，也就是对基本价值的践踏，对基本生命、生存的摧残和否定。不管是像《群魔》中韦尔霍文斯基那样以追求更高价值的名义，通过恐吓、讹诈、纵火、暗杀等恐怖活动来行使可怕之事，甚至在沙托夫决定脱离暗杀小组时安排人杀掉沙托夫，还是像《克拉马佐夫兄弟》中为了自己的更大利益而弑父的老二伊凡、老四斯麦尔佳科夫，都会为了自己的世俗利益(生命、金钱、地位、女人)而不惜践踏基本价值，不惜突破价值底线，或者像伊凡教诲斯麦尔佳科夫所说的，“既然没有永恒的上帝，就无所谓道德，也就根本不需要道德”，就什么都可以做[1](P956)。 《启蒙辩证法》虽然受尼采的思想影响最大，但在虚无主义思考方面似乎没有那么明显。尼采的虚无主义思考重点在于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缔造物的“上帝”的死亡。霍克海默、阿多诺虽然也通过批判同一性哲学与这种“形而上学”批判通达起来，但侧重点显然与尼采不一样。尼采的“形而上学”批判首先着重于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即形而上学的宗教方面，而《启蒙辩证法》的侧重点却是苏格拉底开创的理性主义传统、科学主义传统，以至于还把这种科学传统作用延伸到与技术结合的工业化之中，通过科学技术驱动的工业化所发生、强化的物化统治，通过艺术的科学化、工业化所导致的文化工业现象，揭示在现代性平庸之中进一步强化的崇高存在的进一步失落现象，揭穿现代性的平庸并不止于中庸，却很可能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导致价值追求层次的进一步降低：从崇高价值的失落延伸到基本价值的失落。法西斯主义就是典型的例证。 尼采的“上帝之死”喻示着，作为“主体”之最后根据的“上帝”死了之后，给真实性、真理性提供最后根据的基础也就坍塌了。主体成立的根据和理由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任何视角都是独立的、有自己的根据的。“真实”不再依赖于坚实的、唯一的形而上学，而是随每个独立的个体性向每个人无限开放着。每个人所认定的“真”都平等、有效，如尼采所言，“什么都不是真的，一切都是允许的”[2](P223)。如果把视角的开放性等同于任一视角的平等有效性，就会把尼采的视角主义引向彻底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这正是《启蒙辩证法》的两位作者极为担忧的。他们就在这本书中坚定地批评被如此解释的尼采。如阿多诺说，沿这样的思路，“它把道德的原则从社会存在中解脱出来，把它放进私人的信念之中”[3](S105)。于是就会导致自然的实在不再存在，只有依赖于个体之同意的基本共识才是可以建构的。“真实的合理性和权威性从此来自于人们的共识，而不再来自于独立于人(自然本质)或高于人(形而上学)的实在。”[4](P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