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8)06-0108-09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有关“时代”的判知始终不是一个静止、完成性的“名词”，而是一个持久运转、永不止歇的“动词”，一个被“理论和实践”双重追问、连接“历史和未来”的、永不封闭的运动区域。1842年，年仅24岁的马克思就针对如何判定“时代”有着自己的独特逻辑和方法。他认为：“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判断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每个时代的谜底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语都是该时代的迫切问题。如果说在答案中，个人的意图和见识起着很大的作用，因而需要用老练的眼光才能分辨出，什么属于个人，什么属于时代，那么相反，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它表现时代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①既然这样，在所有的问题类型、问题域中，究竟“什么属于个人，什么属于时代”呢？只要“问题的合理性”成立，进而成为“现实问题”，就可以获得具有“特殊性”的答案；但是，只有破除或者转换“问题的特殊性”，使该问题成为“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特殊的问题”才可能上升到“时代问题”，才可能具有“时代的普遍性”。既然“每个时代的谜底是很容易找到的”，那么发现和判定“问题”的差异，则是决定“时代属性”的最本质的方法论。②1843年，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往何处去”的问题在当时依然十分模糊。该问题“不仅在各种改革家中普遍出现混乱”，“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对未来应该怎样没有确切的看法”。③可以说，明确的“时代问题”是马克思哲学最显著的特征。1847年，在经历了“经济学哲学批判”“神圣家族批判”“贫困哲学批判”之后，马克思越发意识到“时代问题”的复杂性，并力图改变发现问题和提供答案的一切“形而上学性”和“纯感性”，“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对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从理论上进行批判，并在实践中加以变革”。④马克思哲学转向的中介，与其说是黑格尔哲学的颠倒，还不如直接落实于、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且正是通过彻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哲学超越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实现了自身哲学的伟大变革；与此同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又是“批判性和建构性”的，这使他超越了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世界”。在发现问题、批判时代到变革时代的逻辑演化图式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则在其中起着“逻辑转换”的枢纽作用，这是马克思“分析时代”最独特的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内容。 一、发现“时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武器” 众所周知，黑格尔特别强调对“时代精神现象”的概括和提炼。他认为：“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⑤；“哲学与它的时代是不可分的。所以哲学并不站在它的时代以外，它就是对它的时代的实质的知识”⑥。这些思想尽管深刻，但不彻底。⑦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哲学不是在世界之外，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⑧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发现和确证自身处于一个怎样的时代，并非任何一个思辨哲学(形而上学或逻辑学)或犬儒哲学、功利哲学所能回应和回答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诉诸利益根源、直面利益战场的生活批判或实践哲学问题。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被“资产阶级英雄”代表的“世界精神”所统摄的时代，到处安家落户的“资产阶级”和“世界市场”特别需要“世界精神”为其提供精神力量和逻辑指引。这恰恰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普遍哲学”(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盛行天下的时代根据。但是，作为黑格尔思想继承者的马克思却发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时代景致。⑨ 任何人只要深谙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般都会承认或推崇“颠倒”在马克思哲学转折中的重要作用。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颠倒机制”是如何发生和彻底展开的。一般认为，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主义者、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现代唯物主义者或者实践唯物主义者的中介是费尔巴哈。尽管费尔巴哈给予马克思的警醒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绝对不能忽视马克思自己的生活经历、生活经验在其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费尔巴哈重点批判的是黑格尔的宗教观，关注的是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一般性”，而不是马克思意义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更非政治经济学批判。 从马克思哲学自身的逻辑运动看，马克思“走出学校”、走向“改造社会”伊始，即在1842年就明确意识到“颠倒”的现实方法论意义(而不是学生时代的青年黑格尔学派的形而上学方法论)。他在实际调查中发现，住在摩塞尔河畔的居民虽然拥有极其茂盛的林区，但他们并不能从分配木材中受益。而政府的法令却是只保护林木占有者的利益，只是对穷人们的处罚。这个地区“葡萄酒酿造者的悲惨状况长期受上级机关的怀疑，他们求助的呼声被看作无理取闹”。⑩“我的生存遭到了怀疑，我的最隐秘的本质，即我的个性被看成是一种坏的个性，而且由于这种意见我要受到惩罚。法律之所以惩罚我，并不是因为我做了坏事，而是因为我没有做坏事”。“在追究倾向的法律中，立法的形式是同内容相矛盾的，颁布这一法律的政府疯狂地反对它本身所体现的东西，即反对那种反国家的思想，同样，在每一种特殊的场合下，政府对自己的法律来说就好像是一个颠倒过来的世界，因为它用双重的尺度来衡量事物。对一方是合法的东西，对另一方却是违法的东西。政府所颁布的法律本身就是被这些法律奉为准则的那种东西的直接对立面”。(11)正是在这一“颠倒逻辑”下，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并非一般性的形而上学意义的断裂、分割和颠倒，而是马克思通过“生活逻辑”转移到“颠倒的彻底性”方面。这里的转折是否可以完全归结为费尔巴哈的影响呢？我们认为，费尔巴哈的感性唯物主义只是给马克思提供了一个思想契机或一般逻辑而已，而马克思本身以“博士记者”“博士编辑”的身份参与时代、感受时代则更为重要和关键。在有关颠倒、现实、生活、实践、革命等等“转向”话题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