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理论创新是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亟待完成的一项历史使命。怎样才能创作出不负时代要求和人民期待的理论创新成果？新世纪初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们围绕这个课题上下求索，付出很多努力，但取得的成效却并不如人意。这表明我们的创新道路选择或许存在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理论创新的典型，对其创新活动进行深入分析，将有利于我们破解当前面临的创新困局。在这个方面，马克思无疑是我们的最佳选择之一。一方面，这是因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页)使我们对整个人类历史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理解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这是因为在20世纪西方，许多理论家——既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非马克思主义者——以不同的方式“拜”马克思为“师”，像马克思那样进行理论创新，在各自领域内取得了巨大成功，深刻影响了当代西方理论的基本面貌。因此，探寻马克思的理论创新道路，解析当代西方理论家以马克思为“师”的借鉴方式，对我们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创新道路大有裨益。 一、马克思的理论创新道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 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最伟大的理论创新就在于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科学揭示了它的运动规律及历史命运。基于对资本主义认识史的严肃反思，当代西方主流学术界承认：“对于任何试图理解18世纪以来横扫整个世界的大规模变迁的人来说，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仍然是一个必要的核心。”(吉登斯，2010年，第1页)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难以察觉的实体”，进而科学地揭示了它的运动规律及历史命运的呢？ 首先，马克思直面现实，发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解放这个“时代的迫切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03页)。发现真正的问题是理论创新的前提。问题越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的价值就越高，影响也就越广泛、越深远。一般说来，重大的问题往往存在于人类社会新旧发展阶段、历史时代、社会形态的转折时期。在这种转折时期，答案已经开始孕育，而问题也将被提出。问题的存在是必然的，但是，它们被何人、以何种方式提出，则是偶然的。这种偶然性对理论创新本身具有直接的影响。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以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身份走上德国思想舞台，期待通过哲学批判推进资产阶级政治理想的实现，因为他坚信，“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点，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对的缺陷之中，而且只有当它陷入这些缺陷之中时，它才能消除这些缺陷。”(同上，第76页)与一味强调自我意识的鲍威尔不同，马克思不仅尊重现实的权威，而且渴望通过实际的行动去改变现实，因为“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规律”。(同上，第75页)在这种观念的内在作用下，马克思迅速意识到自己与鲍威尔的理论分歧，与之疏远并最终决裂，转而投身《莱茵报》，开始直接接触现实。《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在与统治集团的论战中认识了严酷的社会现实，了解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的存在，终在被迫“退回书房”后，开始基于现实清算自己原有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理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1-32页)马克思提出德国的当务之急是无产阶级的历史解放：“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当1843年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的历史解放这个命题时，德国的工人阶级正处于萌芽状态。在鲍威尔等人看来，德国工人阶级连自我意识都尚未达到，何谈其历史使命？但马克思却于无声处听惊雷，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哲学地提出并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解放是“时代的迫切问题”。尽管马克思当时的哲学论证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他却通过提出这个问题，推动了同时代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解答，从而对当时正在展开的现代世界历史进程发挥了微妙的然而却又是实实在在的影响。 其次，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确立了科学地、批判地认识社会历史的方法指南，使生产方式这种“难以察觉的实体”及其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清晰地呈现出来。生产方式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无论是否被意识到，都客观地存在着并客观地发挥着自己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它之所以“难以察觉”，一方面因为它存在于社会历史的深处，通过复杂的中介环节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因为人们长期受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影响，无法科学地认识它。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生产获得了巨大发展，生产方式及其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也由此展现在人们眼前。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束缚，但他们率先在理论上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运动，其认识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在转向共产主义后，研究、批判维护私有制的政治经济学成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需要。1844年初至1845年春，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学习、研究和批判。(参见张一兵，特别是第一至第四章)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第一，政治经济学不是脱离现实的想象，而是关于现实的实证科学研究，它的形成与发展“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或者仅仅是这种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42页)，只有通过并超越政治经济学，才可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获得更高水平的科学认识；第二，“市民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是政治经济学的“实际出发点”、“实际学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49页)因此，它无法理解、构想超越现存工业社会制度的、非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这是它所有幻象和谎言的根源；第三，德国的哲学、法国的政治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殊途同归，或起源于谎言，或终结于谎言，这是因为它们既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即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时代精神，就此而言，从哪一点出发，都可以构成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颠覆。基于上述认识，马克思迅即发动哲学革命，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哥白尼式的革命，让人们得以观察并认识到生产方式这种“难以察觉的实体”及其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0页)从而为人们科学地、批判地认识社会历史提供了一种方法指南，为历史资料的整理及其中规律的发现提供了“某些方便”(同上，第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