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哲学”这一概念，是我在《世界多样与普惠哲学——构建引领新时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文中首次提出的(参见《学术月刊》2018年第9期)。我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构建反映时代精神和实践发展要求、构建体现时代发展水平并引领新时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提出了从核心理念、哲学思维、中心理论和哲学表述四个方面入手，来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框架。正是在阐释这一总体框架的过程中，我阐述了“普惠”作为一种哲学理念乃至价值(即普惠价值)、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即平等包容)、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理论(即普惠文明论)等等的内涵，可以说是对“普惠”做了较为全面的阐明。我认为，无论是作为理念、思维方式还是核心理论，最终都离不开哲学表述。也就是说，普惠理念、普惠价值、普惠思维、普惠文明最终都离不开哲学表述，最终都要归到哲学表述上，即它们最终都必然属于普惠哲学。当然，这是属于广义上的普惠哲学。而狭义上的普惠哲学，就是我在《世界多样与普惠哲学》一文中，在论述第三部分第四个问题时所提出的普惠哲学概念，即“人民共创共享共治的‘普惠哲学’”。毫无疑问，在当代中国的哲学话语场中，普惠哲学是一个原创性的全新概念。新事物的出现，包括新概念的提出，在大力推进创新驱动的社会历史进步视域中本不算稀奇，甚至是一种必然，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注重创新并在实际上处于创新包括理论创新的时代更是如此。然而，由于必然本身并不直接出场，而往往是以偶然的形式显现，故而详细阐明这种偶然本身，就成为揭示必然的必然性选择了。因而，进一步全面深入阐释、阐发广义上的“普惠哲学”①，便是本文的主要任务。 普惠哲学提出的背景与根据 任何重大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的提出，都离不开一定的背景，都有其提出的根据。提出一种新的哲学观念，需要阐明其提出的背景与根据。其实，背景在一定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根据，故而我们将背景与根据放在一起阐述。我们认为，就普惠哲学提出的背景与根据，至少可以从文化、理论、历史和现实四个方面加以阐释。 (1)普惠哲学提出的文化背景与根据。就文化背景而言，普惠哲学的提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出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吸收和借鉴了其他优秀文明成果，此三者的存在与交融及其交互影响，是普惠哲学提出的总体文化背景。就提出根据而言，一是据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协和万邦”②的天下情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③的民本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④的大同理想、“和而不同”⑤的贵和精神，等等，这些思想理念与政治情怀作为一种文化基因，经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已深刻地熔铸在当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它可以说是普惠哲学的传统文化依据。二是据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为直接而重要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梦与世界人民的梦是相通的、人民共创共享共治，等等。三是据于当今世界人类共同的优秀文明成果。如当代国际社会奉行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当代国际社会提倡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联合国宪章所明确的宗旨与原则，等等。 (2)普惠哲学提出的理论背景与依据。就理论背景而言，普惠哲学的提出，最大的理论背景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但却主要成长于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与民族，尤其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但获得了与时俱进的发展，而且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普惠哲学本身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的一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就理论根据来说，作为工人阶级的理论武器、无产阶级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诚然致力于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但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标。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最高目标，是“共产主义”条件下的人类解放，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如果说青年马克思、恩格斯侧重于从“人本”意义上来痛斥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那么他们在思想成熟时期的作品，则着眼于从“科学”角度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作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直接产物及其根本性超越，马克思主义至今依然引领着时代前行。马克思主义兼具真理性和道义性、人民性和人类性、普惠性和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已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这正是我们今日提出普惠哲学的坚实的理论依据。另外，普惠哲学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也有其充分的根据。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核心价值取向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蕴含着普惠哲学。故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普惠哲学提出的重要理论根据。 (3)普惠哲学提出的历史背景与依据。就历史背景而言，从中国历史来看，一方面，中华民族是一个追求团结的民族；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的对外交往，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和平的热爱。从世界历史来看，一方面，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使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结为一个整体；另一方面，诸多历史战争，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伤痛，使人们更加珍视“和平与发展”这一当今的时代主题。从历史依据来看，一方面，虽然经历过多次社会动荡与朝代更替，甚至经历过近代的外来侵略，但是“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仍是主流，今日之中国更是追求安定团结、和平统一。这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崇高价值取向不无关系，如“仁民爱物”⑥的义利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⑦的使命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⑧的责任感，等等。这说明，中华民族不但爱好团结与和平，而且具有很强的“命运共同”的思想意识。另一方面，在近代的抗争与探索中，中华民族选择了具有世界性或人类性的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断追求自身进步，注重对世界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是将自己的命运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之作出了巨大贡献。总之，一部中华民族史，潜含着“普惠”的基因或因子，从世界历史来看，随着封建主义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世界各国展开了前所未有的交往，世界历史进程不断向前推进，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和挑战越来越多。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倡议的，当今世界需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物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