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根本意义，在于他把社会实践、或者说社会现实生活置于整个哲学的核心地位，自觉地适应了哲学发展从认识论的转向前进到实践的转向这一客观趋势，由近代进入了现当代的新阶段。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的研究而获得准确的认识，但也可以而且应当通过揭示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变更具有实践转向的意义而获得更为丰富和全面的认识。这两方面实际上又是统一的。 关于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哲界针对以往研究在这方面的缺失作了大量补充性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肯定马克思正是通过明确提出和科学阐释了这方面的观点而实现了哲学上伟大的革命性变更。我个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重点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对这方面的问题也较为关注，发表过一些看法。新近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哲学发展趋势》一文对此做了一些概括①。这方面的问题显然非常重要。不过为了避免过多重复，在此不展开论述，只在必要时适当提及。本文的重点是综述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向虽然有多种形式，但归根到底都具有实践转向的意义。 从认识论的转向到实践的转向的客观趋势 关于由认识论的转向所建立的西方近代哲学在西方哲学发展上的进步以及它所包含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所造成的危机以及西方哲学为了克服这些危机而求得进一步向前发展，必须在具有整体性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上实现转型，即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这种转型的进步意义及其局限性，我的基本观点早在1996年的《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②一文中就已明确提出并作过一定阐释。该文明确肯定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前进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甚至明确肯定在超越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上西方现代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殊途同归。这与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界长期流行的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全盘否定以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仅仅看作是简单对立关系的看法可谓截然相反，因而在我国哲学界引起过震动。绝大多数哲学家、特别是中青年哲学家赞同我的观点，但也有一部分仍然坚持以往评价方式的专家则表示了严重忧虑。他们担心这样是否会把两种哲学混淆起来，特别是是否会给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等反动思潮翻案。因此我不得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现代西方哲学家的理论作了更多比较研究，对我的上述观点作了反复论证。在此后二十多年来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探索、沟通和超越》《中国现代哲学的历程：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英文版)、《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的哲学》等众多论著中对此做了进一步发挥。在个别具体和细节问题上我的阐释前后可能存在某些差异，但基本观点一直未变。为了说明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向的客观趋势归根到底是从认识论的转向到实践的转向，下面对它们作概要式说明。 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笛卡尔被公认为是实现认识论转向的奠基性人物。他的哲学也由此被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这一转向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很是复杂，在不同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那里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经验论和唯理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都各有其特点，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但它们在实现和发展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上又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三点： 第一，它们都摆脱了中世纪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信仰主义限制，肯定人本身具有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其所面对的世界的能力，后者就是广义的人的理性。笛卡尔用理性演绎法来构建新的哲学体系固然强调理性；培根等经验派哲学家同样反对盲目的信仰，尊重人本身所具有的认识能力，这意味着他们也肯定理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培根哲学中，“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③。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以及康德和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无不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强调理性，以致整个这一历史时代在西方哲学史上被称为理性的时代。而对理性和理性能力的肯定和倡导，正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的前提。 第二，它们都把心灵和身体、自我(主体)和对象(客体)、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明确区分开来(这就是所谓主客二分)，并由此出发而把阐释和论证主体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方法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认识客体当作它们的哲学活动的基本内容。以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的主体性原则由此得以建立，哲学基本问题更是突出地表现为主客、心物、思有的关系问题，它为整个近代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以及科学反对宗教开辟了道路。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谈到：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在古代哲学中即已存在，但“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④。之所以如此，正是由于只有到近代，主客、思有、心物之间的区别才明确地提出来。 第三，它们都把在理性的旗帜下，从主客二分出发建立一个完整的认识论体系，进而建立一个关于整个世界图景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当作其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这种体系有不同表现形态。笛卡尔从“我思故我在”出发建立的体系和贝克莱从“存在就是被感知”出发建立的体系显然具有主观唯心主义倾向。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则是把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唯理论的主观性与以贝克莱为代表的经验论的主观性综合起来。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虽然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但也同样强调主体性原则。黑格尔甚至把“实体就是主体”当作他的哲学体系的根本原则。这一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虽然都肯定人以外的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但他们也都是通过作为主体的人来认知这个客观世界的。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哲学家们通过认识论的转向所建立的关于整个世界的理论体系，或者说存在论体系都以不同方式肯定了主体性。它们作为形而上学体系属于主体性形而上学。因此，从存在论的意义上说，这一时期实现的认识论的转向也可以称其为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转向。也正是由于认识论的转向强调了与客体分立的主体的能动性，因此它的建立促进了人的认识，特别是推动了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对自然界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