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1-3]。从1978-2016年，中国城镇化率由17.92%提高到57.35%，城镇常住人口由1.7亿人增加到7.9亿人，城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57个。中国快速城镇化带来了巨大的物质空间[4-6]、经济活动的转型[7-9]，大量农业用地转为城市用地，农业人口转为城市人口，乡村聚落转为城市社区，但身份改变的居民社会交往却尚未完全融入城市社会，人的城镇化相对滞后于土地与人口的城镇化[10-12]。面对这些问题，2014年中国政府发布了《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2016年国务院发布了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其实质是让城镇化的空间与社会转型同步，居民生活方式改变与物质条件改善协调一致[13-15]。生活圈是以居民日常生活场所为空间载体，反映居民居住、就业和交际等日常活动的互动关系，折射物质空间、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发展变化。在中国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生活圈重组成为透视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三者调适关系的重要视角。 生活圈是随着1970年代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发轫于日本学术界的概念，现已受到东亚各地区学者的广泛关注与重视。不同于西方国家地方文化和多民族语境下侧重于经济关联[16]、空间安全[17]和社会隔离[18，19]等方面的生活空间研究，东亚地区对生活圈的研究因其相似的东方文化传统、社会生活方式而更有共鸣。现有的生活圈研究主要集中于规划应用、范围界定和内容结构等方面。在规划应用方面，除了日本《全国综合开发计划》、韩国的《全国国土综合开发计划》等政府层面的规划实践外，一些学者提出了生活圈在城市道路、公园绿地和防灾场所等基础设施规划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应用[20-22]，生活环境质量评价的应用[23]，城市行为空间中社区识别的应用[24]等；在范围界定与划分方面，有学者根据城市日常生活空间的集中性程度[25]、城市行政单位边界[26]、通勤距离[27，28]、购物活动距离[29，30]和医院患者数[31]等客观因素来界定生活圈的影响范围，也有通过居民为获取教育、医疗及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所愿意付出的时间成本来划分生活圈范围[32]，还有运用居民时空间行为GPS数据与活动日志，通过Alphashape空间分析法测度生活圈范围[33]；在内容结构方面，有学者透过生活圈探讨郊区化、通勤流和购物空间的动态变化[34-36]，也有通过生活圈探讨人居环境的圈层差异[37]，还有探讨生活圈与产业、文化、交通运输和生活方式的互动关系[38，39]。已有的研究为生活圈的合理规划与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40]，但快速城镇化下从居民生活圈重组过程的视角来研究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三者调适关系较少。因此，选择中国城镇化速度最快的江苏昆山进行研究，从居住、就业和社会交往三方面将居民生活圈解构为居住圈、就业圈和交际圈，分析乡村居民生活圈重组过程与机制，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昆山是江苏省直管县级市，古称“鹿城”，位于江苏省东南部，地处长江三角洲太湖平原，东依上海，西邻苏州，素有江苏“东大门”之称。改革开放之后，昆山自费建立“工业新区”，1992年成为全国第一个转入国家级开发区的县级自费开发区[41]。在昆山开发区产业经济的带动下，昆山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百强县、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市之首，2014年成为全国首个GDP超过3000亿元的县级市。随着昆山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建成区面积不断拓展，2016年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72.5%①，远超全国平均水平，成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前沿阵地。 昆山群益社区位于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华园街道内部，毗邻昆山主城区，由中华园北村、中华园东村、中华园西村和宝岭新村四个居民小区组成，是昆山最大的“村改居”社区。群益社区由原群益、车站、熊庄和里黄四个行政村合并组成，共包含26个自然村，2000年由于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需要，1228户家庭，5100位村民被分别安置在中华园四个居民小区，2002年5月撤村设居成立了群益社区居委会，在行政建制上宣布了村的终结(图1)。 2.2 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采取实地考察、半结构化访谈等社会调查方法。群益社区乡村居民生活圈重组情况的实地调查时间跨度为1998-2015年，重点考察了聚落分布地理位置、乡村居民住房结构以及地方性自治组织等变化情况。半结构化访谈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主要分为三大阶段展开，因乡村一代居民行为一致性较强，故选取原里黄五组的28位村民为贯穿三个调研阶段的跟踪调查样本，考察其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身份转变、生活适应以及社会融入等情况。此外，在1998-2001年第一阶段的调研中，访谈了3位昆山开发区管委会行政人员，了解群益社区土地征迁补偿和失地农民就业安置等情况；在2001-2011年第二阶段的调研中，走访了6位退休村干部，进一步考察群益社区的历史变迁；在2011-2015年第三阶段的调研中，访谈了15位乡村二代居民，了解乡村居民生活模式的代际差异性，综合样本情况如表1所示。此外，本文还从社区政府获取了关于群益社区2001-2015年人口流动与乡村居民就业情况等统计数据，形成了近20年来乡村居民生活圈重组的综合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