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化进程中内部发展要素的碰撞和外部需求的牵引驱动中国乡村地区人地关系和地域功能发生巨大变化[1-2],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多元行为主体干预下,广大乡村地域正在经历不同程度的重构历程[3-4]。乡村重构即为应对城乡发展要素变化,行为主体干预乡村发展要素重塑社会经济形态和地域空间格局的过程[3-4],是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5]。作为城乡地域系统之间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交汇的节点,大都市郊区近年来休闲旅游、文化创意产业等乡村经济新业态日趋涌现,乡村空间结构、聚落景观、社会组织正在经历快速重构[6];受城乡发展要素流动、市场经济价值主导、生产工具革新等因素影响[3],现阶段平原农区农业主导型乡村正在走向分化,部分地区通过实施“迁村并居”和改造传统产业,逐渐走上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道路,人居环境、就业结构、地域空间和城乡关系随之发生变化,然而大多数村域仍处于社会经济重构的初始阶段。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乡村重构的研究主要围绕乡村重构的基本理论[3-4,7-10]、乡村地域的功能转型[11-13]、乡村重构与转型的格局与响应[14-22]、典型地域乡村空间重构的机理与模式[23-30]、乡村重构的优化调控路径[31-36]等方面,尤其关注乡村空间重构与聚落演化[37-47]、乡村经济和产业重塑等领域[48-52],而从微观尺度定量评价乡村重构过程的研究相对较少。乡村重构具有时序演进的特征,通过把握乡村重构过程的阶段特征及其驱动因素,对于采取针对性措施助推乡村重构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拟在构建定量评测乡村重构过程的理论框架和指标体系基础上,选取大都市郊区非农产业带动型——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黄山店村和平原农区农业主导型——山东省禹城市伦镇杨桥村两个村域,基于参与式农村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和GIS技术方法,定量判断1990-2016年典型村域乡村重构发生的时间节点及其重构阶段,对比分析不同时期乡村重构的阶段特征及其驱动因素,以期对相似类型村域乡村振兴的实践提供一定启示和借鉴。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典型村域概况 2.1.1 大都市郊区非农产业带动型——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黄山店村 黄山店村位于北京市西南50 km处,村域总面积20.2
(图1)。境内矿产资源丰富,林场面积广阔,植被覆盖良好。20世纪90年代以来,黄山店村依托矿产资源、旅游资源以及毗邻首都的区位优势,产业发展依次经历了传统农业、工业采矿业和旅游服务业3种不同类型。村域经济实力的提升促进了生活空间重构,2013年黄山店村永久避险安置房项目开始建设,并同步实施了水、电、气、路、热等配套设施。2016年底随着搬迁、入住新社区,腾退的旧有街区和民宅被用于发展旅游产业,村域生产、生活空间得到进一步优化。该村经济发展活力强、潜力大,空间形态和社会组织重构程度较高,村域发展模式对大都市郊区乡村重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图1 典型村域区位示意图 Fig.1 The location of typical villages 2.1.2 传统平原农区农业主导型——山东省禹城市伦镇杨桥村 杨桥村位于山东省禹城市南部,村域总面积1.3
(图1)。20世纪90年代以来,村域经济发展经历了传统农业主导、农业兼业化生产阶段,目前地域生产功能以小麦、玉米、豆类、花生等传统农作物种植为主。为应对乡村人口流失带来的宅基地粗放利用和农村空心化问题,2013年杨桥村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开始了新社区建设历程。当前村域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但由于产业发展潜力不足,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仍相对落后,该村的发展状态、重构阶段在平原农区农业主导型村域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2.2 数据来源 本文尝试从乡村业态的变化、聚落土地利用的集约性、空间功能的转向、人口素质的变迁等角度反映典型村域经济、社会和空间重构的过程及其驱动因素。文中涉及的社会经济指标数据通过与典型村域所在镇人民政府、村干部和普通农户开展参与式访谈获取。用于分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形态演化的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和历史信息主要有以下两种获取方式:①借助参与式农村评估的半结构访谈工具和GIS空间分析,对Google Earth上截取的2016年卫星影像进行解译、反演,经统计、计算获取;②对于难以从土地利用图上获取的信息,如土地流转率、耕地撂荒率等,通过与村干部开展参与式访谈获取。 3 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构建 3.1 理论框架 3.1.1 乡村地域系统的综合性与乡村重构内容的多维性 乡村地域系统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由自然禀赋、区位条件、经济基础、人力资源、文化习俗等要素交互作用构成的复合系统[3]。从结构上讲,包括内核系统和外缘系统[53],涉及自然、经济、社会、生态等诸多子系统[4]。乡村地域系统的复杂性决定了现实中乡村重构是一项涉及经济、社会、空间多个维度的系统工程[3],涵盖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资源利用方式、城乡关系等诸多方面的转变[3]。因此,乡村重构过程相关评价指标体系的选取应立足于乡村地域系统和重构内容的复合性,基于提高经济效率、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公平、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和传承乡土文化的价值取向[4]加以综合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