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迁移,流动人口与城市化  

作 者:

作者简介:
沈建法(1963- ),男,浙江宁波人,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香港亚太研究所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市化、人口迁移、城市与区域发展、城市管治与城市竞争力研究,E-mail:jianfa@cuhk.edu.hk。中国 香港

原文出处:
地理研究

内容提要:

中国改革前的城乡不平等关系已演变成城市中拥有本地户口的居民与没有本地户口的流动人口的不平等关系。目前的城市化可以说是不完全和排斥性的城市化。要达到完全的城市化,必须关注三个重要方面,包括常规的城乡迁移、城市对流动人口的融合与包容以及城市边缘区的城乡一体化。流动人口地位低下的情况,政府和企业对此负有部分责任。讨论在户口制度背景下城市化的基本理论和城市流动人口融合的理论,认为应使用系统方法去研究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课题,该方法可应用于不同尺度的人与自然共生系统的规划、发展、建设和扩展,同时以香港的马鞍山新市镇作为例子来展示如何规划和发展一个可持续社区,以满足现代城市居民的期望。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19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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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中国经过近30年的滞后城市化[1],自1980年代初开始城市化过程加速进行,大量人口由农村流入城镇[2-5]。根据联合国报告,中国和印度将是2014-2050年间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地[6]。世界城市人口将增加25亿,包括来自中国的2.92亿人(11.7%)和来自印度的4.04亿人(16.2%)。

      根据中国的人口普查,1982-2010年城市人口大幅增加超过二倍,从1982年的2.11亿人急增至2010年的6.66亿人[7]。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因为独特的户口制度,中国的城市人口包括三部分,分别是本地人口(在早年可分为有本地户口的非农人口和农业人口)、永久移民(已有本地户口)和流动人口(没有本地户口)[8]。按人口普查关于城市人口的定义,流动人口是城市人口和常住居民增长的主要来源,这成为近期中国高速城市化的显著特征。

      在户口制度之下,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出现了城乡分隔的二元社会,农村至城市的人口迁移非常有限[9]。城乡关系不平等、工业化和城市发展建设基于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计划价格之间的剪刀差。当农村移民被容许迁入城市成为流动人口,城乡不平等关系演变成城市中拥有本地户口的居民与没有本地户口的流动人口的不平等关系。因此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是不完全和排斥性的。

      中国要实现很高的完全的城市化水平,必须关注三个重要方面,包括常规的城乡迁移、城市对流动人口的融合与包容以及城市边缘区的城乡一体化。要实现可持续的城市化,建立具有效率和高宜居度的城市系统,需要系统化和可持续的方法。

      2 中国人口迁移,流动人口与城市化:现实与研究进展

      与国外的国际移民相似,来自中国农村的流动人口在中国城市面对不少劣势,包括制度障碍(没有当地户口)、社会歧视和低教育水平(通常是小学和初中教育程度)。流动人口面临收入低、个人风险高、社会保障差、得到教育和社会保障房及基本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机会不高、法律保护不足等一系列问题[10]。上述问题的严重程度已成为社会抗议与上访活动的主要原因。学术界对增加国内移民的权利和成为在迁入城市享有所有权利的“城市公民”有深入讨论[11]。Wang等认为[12],尽管制度障碍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但更为微妙的以文化歧视形式出现的社会障碍将持续存在。

      其中一个焦点是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和社会地位[13,14]。基于不同群体的流动人口的案例研究要么反映一群富有的移民群体,要么反映一群挣扎求存的穷困移民的情况[15,16]。暂住人口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经常与永久移民或当地人口相比较[12,17]。Sun等[18]的研究显示从1990-2000年跨省永久移民与流动人口之间的差距扩大了。暂住人口身份被认为是歧视农民工的主要原因[12,14,19]。经济危机期间,部分流动人口失业并返回乡间[20]。

      住房市场的表现是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Wu研究了中国影响移民住房条件的制度和社会经济因素[21]。她发现收入和教育等与市场有关的因素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与户口制度有关的制度限制抵销了社会经济因素的综合影响。Wu亦发现,即使已迁移到城市很长一段的时间,大多数移民仍然是租房居住,他们对改善住房条件投入很少[22]。研究发现许多农民工居住在城中村和城市边缘区,形成社会和空间分隔[23-26]。

      一些研究比较了新旧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Zhu等研究了新一代移民及其与第一代移民的异同[27]。他们确认了文献中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差异的一些共识,但认为两代移民在社会经济地位和融入迁入城市方面还是存在一些相似之处。他们认为,城乡差距的存在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导地位,限制了中国移民实现根本性的代际转型。

      Wang等发现,农民工与当地居民在工业和职业构成、生活条件和收入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农民工远未融入城市[12]。这与移民开始时付出很高代价、但随后逐渐融入城市社会的假设不一致。

      中国的快速城市化是由非正规城市化过程中暂住人口的增长所推动的。简单而言,非农业人口的增长可以被称为正式的城市化过程,而农业人口的增长可以被称为非正式的城市化过程[4,28,29]。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估算,1982-2010年城市非农业人口增长了147.3%。同中国城市人口总量的增长同步,正式的城市化过程表现强劲。城市的非农业人口总数从1982年的1.45亿增加到2010年的3.58亿[4,30]。城市户口人口和暂住人口的增长也可以分别反映正式和非正式的城市化。暂住人口从1982年的657万增加到1990年的3963万、2000年的1.45亿(包括来自同区的3538万人)和2010年为2.61亿(包括来自同区的3996万)[30,31]。

      表1显示了2010年人口普查按行政区(乡、镇、街道)划分的城市(市区和镇区)和农村的暂住人口、户籍人口以及总人口分布的详细资料。2010年城市地区居住了85.60%的暂住人口(2.26亿)。在6.70亿城市人口中,4.44亿拥有当地城市户口(接近城市非农业人口3.58亿人的数字)。 

      在改革时期,非正式的城市化进程,即暂住人口的增加是非常显著的。2010年,城市暂住人口共计2.26亿人。来自同一个县、市和市区的暂住人口为7904万人,来自省内其他县、市和市区的达到7533万人,来自其他省份的达到7159万人。2010年北京的城市暂住人口为967万人、上海为1150万人、广东为3372万人。这三个地区的暂住人口占城市总人口48%以上。这批已登记的暂住人口的规模是巨大的,任何迁移和人口管理政策首先要针对这批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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