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690(2019)01-0022-09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句话出自英国文学家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双城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前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现状的写照。一方面，自1980年代李旭旦、吴传钧等老一辈地理学者倡导复兴人文地理学以来[1，2]，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3-8]。中国地理学会目前拥有会员2万余人，下设22个专业委员会，其中偏人文地理学的专业委员会达12个；城市地理学、经济地理学、旅游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等子学科已初成体系；《地理学报》《地理科学》《地理研究》等中、英文期刊刊载的人文地理论文数量和影响力日益提高，已成为中国人文地理学者交流思想、传播发现的重要平台；人文地理学的毕业生遍布发改委、国土局、规划局、咨询公司等企事业单位，参与了诸多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政策的制定，等等。 但另一方面，中国人文地理学目前也存在不少问题和危机[9，10]。首先是对人文地理学的核心理论、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缺乏统一认识[11]。不少人文地理专业的学生直到毕业甚至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时仍然不太清楚什么是人文地理学；尽管有学者提出地理学就是地理学家所做的研究[12]，但是很多人文地理学者的论文在投稿过程中仍会被提出“地理性”不足，等等。对人文地理的学科范式和视角缺乏共识，已导致人文地理的学科认同下降[13]。其次，随着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日益多样化，学科内部出现了分裂的趋向。在研究范式上，存在侧重本土实践的“内生地理学”和侧重西方理论的“外生地理学”的对立[1]；在认识论上，存在普适论与例外论的争论[15]；在方法论上，存在问题导向与方法导向的分歧[16]和“playing with words”与“playing with numbers”的分立[17]；在价值观或合法性方面，存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科学发现与经世致用的不同取向[18-20]以及“为谁服务”的博弈[21]；在研究内容上，也呈现“越来越泛”的趋势[14]。第三，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数量和范围日益扩展，其影响力却没有相应地增加。在学科内部，对基础理论和核心议题的研究有弱化的趋势，导致中国人文地理学在全球的地位不高[22]、原创性理论贡献有限[6，7]；在学科外部，一些地理作品少有读者[9]，一系列传统优势领域面临其他学科的竞争和挑战[4，20]，甚至在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和显示度也出现下降的迹象[20]。 上述问题大体可以归结为人文地理学内部的多元化对整个学科发展的困扰和对学者之间交流的阻碍。而人文地理学者对这种多元化态度暧昧或矛盾，出现了无所适从的情况。如很多学者认为地理学的优势是综合性[20]，但是，随着学科内各部门和分支的专门化日益深入，不同部门研究者之间往往缺乏共同语言[3]，同一研究者如果横跨多个部门也容易被贴上“万金油”的标签[23]。因此，综合性反而导致地理学的“泛化”“离心”倾向[9]，学科优势变成了破坏力量。再如，对人文地理学不同方向的整合方式也有不同理解。有学者倡导人文地理学内部的统一和融合——“分化愈深入，综合就愈重要”[24]；也有学者认为应该尊重差异、倡导更为多样的研究方法和主题[23-27]；还有学者提出将经济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融合，形成“人文—经济地理学”[7]。可以说，多元性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人文地理学未来发展和困扰中国人文地理学者的重要问题。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和对待人文地理学的多元性？多样性是人文地理学分化的元凶还是成长的活力源泉？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问题应该越来越专还是越来越泛？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更加多元还是走向统一？本文拟基于Aitken和Valentine的框架[28]，从哲学、理论、方法和实践4个方面对中国人文地理学学科体系中的“多元性”①加以分析，并结合国内外不同学科、不同历史阶段的相关反思，重点区分哪些是缺乏交流基础的“散见”、哪些是缺乏共识的“歧见”、哪些是固执己见的“偏见”，并在此基础上为推动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1 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多元性分析 1.1 哲学中的多元性：主义泛滥vs.华而不实 哲学层面的多元性主要体现为不同的“主义”及对“主义”所持的态度。随着西方地理学哲学思想的相关论著被引进和翻译[29，30]，各种“流派”“主义”和“转向”开始出现在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中[31-33]。每种“主义”都代表了对人文地理学问题的一种研究视角，因此不同“主义”之间属于“散见”。由于绝大多数“主义”能够为人文地理学研究提供有意义的指导，因此这种“散见”都有存在的价值，无需进行统一或取舍。不过，目前中国人文地理学哲学层面分歧较多、问题较大的是倚重对西方人文地理学思想和方法论介绍的行为本身及对“主义”采取的态度。这主要体现为所谓“外生地理学”的局限性。 目前，在引进西方各种“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过于“务虚”的倾向，从而产生诸多弊端。第一，目前引进和介绍西方的“主义”时往往仅提供一些可写入教科书的要义归纳，相对忽略了“主义”背后的社会背景及其演化脉络，使得各种“主义”(如新自由主义)不仅难以理解，还容易造成误读。第二，目前西方各种“主义”不断推陈出新，大有泛滥的趋势，为了理解这些“主义”，中国人文地理学者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但是这种引进式的研究难有原创性贡献。第三，部分人文地理研究生硬为其研究问题扣上“主义”的“帽子”和绕口的概念“外衣”，以便使浅显的道理看起来很“高深”或有理论支撑，却相对忽略了“主义”在理解现实问题的适用性和对实际问题的深入分析，导致对“主义”的讨论与案例分析脱节甚至比实际问题还复杂，从而失去了应用“主义”的必要性。最后，目前对各种主义(如人本主义、结构主义)的探讨更多在借鉴其他人文学科的思想，而很少从哲学层面深入思考“地理”自身的问题，导致人文地理学难以从哲学层面界定其独特的学科特性。如尽管地理学强调综合性、区域性和“空间”视角，对事物空间性的研究却并非地理学的特权[34]，区域性和综合性也不是地理学独有的特征[35]。目前的哲学思考却对此很少论及。因此，中国人文地理学对待“主义”引进的态度存在“偏见”，过度关注各种“主义”而相对忽略了其实际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