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语境下对摄影所导致的灵韵消散观点的反思

作 者:

作者简介:
周子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生。

原文出处:
四川戏剧

内容提要:

作为重要的影像理论家,本雅明提出了著名的“灵韵”概念,并深入探讨了现代复制技术是如何摧毁了灵韵。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与摄影历史的变迁,便有必要就本雅明关于摄影所导致的灵韵消散的观点进行反思。通过“灵韵消失的技术条件”、“灵韵消失的表征”、“灵韵消失背后的真实性机制”这三个方面的探讨,不难发现其观点中的矛盾与局限性,对之进行梳理、阐释,以期在新的语境下获得对摄影更深入的认知。


期刊代号:J7
分类名称: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19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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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灵韵消失的技术条件

       灵韵(Aura)①并没有真正消失。如果说现代复制技术摧毁了灵韵,不如说摧毁的是在灵韵背后的社会与文化秩序。而灵韵本身的膜拜价值依然留存在持有话语权的艺术机构中。

       根据本雅明对灵韵的论述,灵韵指艺术作品于时间、空间上的由远及近的显现过程,即作品的唯一此在。由于最初艺术作品主要充当祭祀中使某不可接近者来临的媒介,它的存在就不是为了展示出来以观看,而是让它们现存于此,从而召唤神灵并与之交流:于屏息凝神的瞬间,感受到在作品周遭的时空独一无二的瞬间聚拢,某遥远不可及者便一下于此现身②。所以灵韵最初发生依赖于宗教,从一开始就带着宗教膜拜色彩。而其他不需要这种祭祀交流的场所,对大众而言艺术本身也处于遥远不可及的位置。到了文艺复兴后,虽然宗教衰退,艺术的展示价值增强,但礼俗依然存在其中,作品的物理形态所经历的岁月痕迹与所有权变更构成了灵韵的来源。直到现代复制技术(摄影)的出现,局面才从根本上改变:艺术作品的膜拜价值彻底地让位给展示价值。通过技术复制,复制品到达了新的超越,并且由于复制原作的境界,作品空前独立于原作,它便能脱离原先语境,到达此前无法达到的空间与时间,艺术品原本具有的历史见证性被动摇。

       因此不难看出,灵韵与两个范畴有紧密关系,一则是它根植于其中的宗教,一则作品本身的物理形态与所有权变更。本雅明意识到现代复制技术(摄影)对艺术品灵韵进行摧毁,从而使大众能够欣赏、拥有艺术品,推动艺术的民主化。这在当时是非常深刻与辩证的。但所谓“在对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时代凋谢的东西就是艺术品的灵韵”③是在什么语境下提出,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笔者认为,这应该放到摄影诞生之初的语境中进行考量。

       摄影是技术进步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摄影是在现代性这一前提下得以诞生的。19世纪中叶及后期,社会生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货币经济迅猛发展,陆续出现的国际化大都市伴随着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进程,更为便捷的交通为传播方式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而摄影的合理性与现代性便与工业社会的这些具有机器属性的标志性现象有着密切的关联。作为对新的现实的回应,摄影的发展与铁路的扩张具有惊人的同步性。“英法最早的铁路线路的开通与尼埃普斯、达盖尔和塔尔博特(Talbot)卡罗法摄影术的发明几乎不相先后。”④由于空间、视野的拓展,全球性的出现,流通便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实——信息流通、金钱流通、商品流通,等等。世界对图像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图像适应并发展出新的传播机制,以连接不同地域,改变此前彼此分裂的局面。而摄影便应运而生。摄影被认为是对工业社会忠实、准确的记录,影像的制作与输出不受到任何人为因素与中介的干扰。因此,作为新的技术手段,摄影便能够通过复制将艺术品带到新的超越原作的境界,脱离原先时空与地域的限制,进入现代流通体系与传播模式中去。

       当然,现代传播与流通模式之所以变成可能,与摄影带来的批量生产也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一个核心,阿多诺在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中反复提到的大批量生产就与此相关。

       因此,通过厘清摄影诞生的历史条件,便可看出,摄影的复制特性从根本上来说不单单是技术演进的发展,或者历史的进步,而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正是在现代性的条件下,艺术品中原有的灵韵面临消失的危险:一方面,快速的传播,意味着复制在现代化进程中将艺术从原先那狭隘的贵族圈子里拖拽出来,艺术丧失了过去的宗教意味,进入现代性的流通;另一方面,由于批量复制带来时间与地点的不在场,艺术便丧失了历史内蕴与宗教色彩。

       所以灵韵的消失从根本上来说,不单指原作与副本形态差异,更重要的是,进入流通后的语境脱离所致:既然本雅明认为灵韵是指原作的唯一此在,那么必然无法脱离特定的时空与历史的限制,及其赋予作品的宗教或礼俗色彩。而在现代传播与复制这两个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当作品离开原始语境后,就进入了一种没有源头的流通状态。作品的地理位置、象征意义,与外部空间的关系就此被改变。前文所说的丧失历史见证性就是指复制品将作品从其特定历史时刻、地点剥离出来的结果。而这种语境的脱离不仅仅出现在艺术这一个领域,作为现代性所带来的时空压缩的结果,吉登斯认为这种社会关系从地域关系中脱离的脱域现象是整个现代性的扩展动力⑤。

       那么,既然灵韵是一种社会关系与权力交织而成的空间,它的消失与脱域问题相关,这种灵韵在某种程度上能否重新复活呢?笔者认为,由于灵韵所根植的宗教背景在现代性社会中已不复存在,因此在这层意义上,灵韵是无法复活的。但这不意味着灵韵中所蕴含的膜拜价值就一去不返了。如前文所言,灵韵包含着两层含义。除了宗教以外,还意味着作品于岁月中沉淀下来的物理形态以及所有权关系变更。而这层意义上的灵韵是能够被再现的。因为,艺术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永远与社会进程、组织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在灵韵的消失与再现机制中,作品背后的权力因素起着比作品本身的物理、形态因素更为重要的作用。

       法国的社会学大师布尔迪厄曾提出著名的“场域理论”,可在此借用说明。作为一个社会性的场所,场域充满了力量与博弈、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其中,资本的逻辑便等于竞争的逻辑。当资本与特定场域结合,话语权就在掌握资本的群体中产生。

       就艺术而言,画廊、美术馆作为权威的机构,通过运用其雄厚的经济资本、艺术资本、收藏资本,对艺术走向与艺术品的价值起着重要作用。公众往往只能被动接受美术馆、画廊提供的菜单,即使有质疑与反对,公信力依旧掌握在它们手中。而灵韵与所有权关系变更有着密切联系,从本质而言是一种对艺术品历史的记录与叙述。叙述并非艺术品不可更替的特质。它是可以被赋予与被去除的。因此,无论是美术馆,还是画廊,便能够通过话语权将叙述重新赋予到作品中。固然,恢复的灵韵丧失了宗教价值,但由于礼俗也没有完全消失,灵韵所内蕴的膜拜价值依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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