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木吐喇第14窟主室正壁弥勒经变识读

      中图分类号：K8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9)01-0054-08

      龟兹古国位于丝绸之路北道、新疆天山南麓与塔里木盆地北缘，其佛教活动从公元3世纪始见于汉文史料，且绵延至11世纪当地逐渐伊斯兰化为止，是中古时期声名暇迩的西域佛教重镇。今天散布在新疆库车、拜城与新和县一带的诸多佛教石窟寺及地面寺院遗址①，构成了昔日龟兹佛教文化的主要载体。自公元649至790年间，唐朝将安西都护府设立于龟兹，中原汉地的佛教艺术继而传入龟兹，产生了一批具有典型汉地艺术风格的洞窟，本文称为龟兹地区唐风洞窟②。库木吐喇石窟寺遗址集中保存了这些唐风洞窟③，呈现出鲜明的龟兹本土艺术特征以及与中原内地佛教美术的紧密联系，是考察唐代龟兹与中原内地文化交流的重要遗存。库木吐喇窟群区第14窟④是典型的唐风洞窟，位于谷南区东岸崖壁下层中部面向木扎提河开凿的一排洞窟中，是一座在崖壁较适宜位置开凿的洞窟(图1)。

      库木吐喇第14窟的图像资料最早发表于日本渡边哲信撰写的《西域旅行日记》，但文中错误地将库木吐喇第14窟记录为克孜尔石窟[1]。1907年法国探险队拍摄了库木吐喇第14窟主室左、右侧壁壁画照片⑤。1913至1914年德国第四次探险队对库木吐喇第14窟外景进行拍摄(图2)⑥。从目前发表的资料来看，日本、德国与法国探险队并未在库木吐喇第14窟揭取壁画。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学界开始记录并讨论库木吐喇第14窟的洞窟形制以及洞窟内壁画的题材与风格[2-9]。20世纪90年代库木吐喇第14窟由于遭受水淹破坏严重，主室正壁的经变图与左、右侧壁的佛传图被揭取、修复并保存(附表)。库木吐喇第14窟内壁画过于残破模糊，且大部分壁画已被揭取保存，故而对于壁画题材的识读以及进一步的研究工作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停滞不前，尤其是第14窟主室正壁壁画题材的判断，学界观点多不统一。准确地解读壁画题材，可以逐步重构唐代龟兹石窟流行的汉地佛教信仰并梳理龟兹地区唐风洞窟壁画图本源流与风格演变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在前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重新识读库木吐喇第14窟主室正壁经变画题材，希望进一步还原龟兹地区唐风洞窟壁画图本来源及其反映的信仰等问题。

      

      图1 库木吐喇窟群区第12—17窟外景

      根据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编号B1236历史照片制图

      二、洞窟现状

      库木吐喇第14窟为长方形纵券顶方形窟，主室地面靠后部残存坛基遗迹，主室券顶与左、右侧壁连接处呈单层弧形叠涩。

      现保存在库木吐喇第14窟内的壁画有：主室券顶中脊绘莲花七朵，莲花四角饰云纹；券顶中脊左右两侧对称绘千佛，每侧绘12列，每列约37身佛像；券顶左侧存400身佛像，券顶右侧存417身佛像。每列佛像间绘在白地色上事先绘出的土红色分割线，千佛形象雷同，面部绘制粗糙，全部为正面结跏趺坐像，佛着双领下垂式袈裟，袈裟呈土红色，每列佛像身光以青、绿、白色相间，千佛袈裟内僧祇支以青、白二色相间绘出，佛坐蒲团以青、白二色相间绘出；叠涩水平面绘云纹。主室前壁窟门上方半圆形壁面残留有一幅说法图，壁画残破模糊，似为经变画。

      根据德国与法国探险队20世纪初年拍摄的历史照片资料以及洞窟内的壁画调查，本文将库木吐喇第14窟主室各壁面题材及分布情况制图(图3)。

      

      图2 库木吐喇窟群区第14窟外景

      (Ernst Waldschmidt,Gandhāra,Kutscha,Turfan,Eine Einfuhurung in die frühmittelalterliche Kunst Zentralasiens,Leipzig:Klinkhardt & Biermann,1925,Fig.46)

      

      三、建窟年代

      库木吐喇第14窟由于缺乏明确的纪年题记与文献记载，只能从洞窟形制与壁画样式、风格等因素来推断年代。库木吐喇第14窟为纵券顶中心设坛方形窟，此类洞窟形制类似于中原内地开凿的方形中心佛坛窟。内地中心设坛方形窟以敦煌石窟为例在中唐以后开凿并流行，但窟顶多为覆斗顶，而库木吐喇第14窟中心设坛方形窟为纵券顶，保留有龟兹本土开凿传统。库木吐喇第14窟窟内壁画风格接近于盛唐至中唐时期的中原壁画风格。综合洞窟形制与壁画风格等因素，本文初步判断库木吐喇第14窟年代晚于库木吐喇窟群区第15至17窟⑧，约开凿于8世纪中叶至8世纪末期。北京大学考古系曾对库木吐喇第14窟主室墙泥中的草样做过碳十四测定，测定年代(1982)距今为1210±35年，即唐天宝年间(742—756)[10]。该碳十四测定年代可以作为支撑本文对库木吐喇第14窟年代推断的一个辅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