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徐悲鸿一生撰文评论提到了大约不下60位同时代画家和其他门类的艺术家(据笔者不周之统计)。在《国立北平艺专美展评议》中，他评议了20位画家、雕塑家、陶瓷专家[1]，在《介绍几位作家的作品》里他提及43位画家、雕塑家、工艺美术家[2]。徐悲鸿评议的这些艺术家日后不少是现代美术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足可见出他的评论眼光和对中国现代艺术评论先驱式的贡献。 徐悲鸿赴法留学8年，这个时候的巴黎高等美院遵循的是18世纪以来延续下来的入校传统，这个传统是狄德罗时代的法国树立的。[3]这个传统之一即是公共领域的自由评论之精神，徐悲鸿熏染浸淫不少。这种传统不仅仅只体现在校内，“徐悲鸿也正是吉恩·唐普特(Jean Dampt)的下午茶会上得以与达仰结识。那是一群画界老友的聚会，其中有达仰的知己居斯塔夫·库图瓦(Gustave Courtois)等一些有着辉煌过去、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中崭露头角的画界名流。说到底，徐悲鸿每周日都会在大师位于讷伊谢希街的居所兼工作室里，身处一种迷人的‘往日情怀’中”。[4]这种“往日情怀”正是徐悲鸿的法国老师所接续持有的法兰西传统，当然包括自由评论之精神。理想主义又刻苦勤奋如徐悲鸿者，一生所持两支笔，一支画笔，另一支文字笔，一方面废寝忘食、积画稿数千盈万，另一方面写了相当数量的中外画史画论及艺术评论的文字。 徐悲鸿的艺术评论虽有文学描述的成分，有即兴随手而来的中国传统古老式画评直觉点评的成分，但他是针对公共领域里的画家评论，并以现代纸媒方式传播(杂志、报纸发表)，是当代的现实批评，而且具有鲜明的批评立场，即服务于他写实主义的绘画主张和启蒙精神的积极倡导，故而他的艺术评论是现代意义的艺术评论无疑。 徐悲鸿选择写实主义的逻辑起点和原因是五四精神洗礼的自由民主与科学之追求，他是以应国情之所需、化西方文明精神之所用的美术革命，改造国民性，改良中国画。他除了自己身体力行坚持写实主义的绘画实践之外，也对写实主义的画家作了至高而中肯的赞誉、鼓励和评价。 徐悲鸿十分欣赏有素描写生功夫的蒋兆和，对他的油画乃至中国画由衷赞叹：“蒋兆和之人物已在中国画上建立一特殊风格，其笔意之老练与墨气之融和，令人有恰到好处之感，惟其负孩之幅，人之上部倘多空五寸白纸，当尤为美满也，但其画之本身则无可非议。”[5] 蒋兆和小徐悲鸿9岁，不是徐悲鸿的学生，但受徐帮助鼓励甚多。徐悲鸿看好蒋之才华，让贫困的蒋兆和两度在家借住3年多，并为蒋开放画室，让其尽情饱览他从欧洲带回的世界美术名作的复制品和大量国外画册，开阔眼界，也曾为其赴法留学争取经费而为福建省教育厅长黄孟圭画肖像。[6]蒋兆和除了画素描和国画油画外，也写书法、做雕塑，这和徐悲鸿产生共鸣，蒋的人物画把素描的明暗法与传统重结构线描的方法结合[7]得较为成功，这才使得徐悲鸿不由得慨然赞叹。或许蒋的作品事实上更趋近徐悲鸿改良中国画的初衷和期盼的效果。新中国成立后，蒋兆和任教于中央美院，继承了徐悲鸿致力于中国人物画教育和拓展的使命，又相对调整了徐悲鸿的教学计划，使之更接近于徐悲鸿发展人物画的教学原则，[8]遂有中国画发展史中的“徐蒋系统”说[9]和“徐蒋体系”说[10]。 除了蒋兆和，徐悲鸿还提携相助了不少美术青年。当时穷困的傅抱石，就得到了徐悲鸿争取的留学名额和以官费出国的深造机会。徐对傅的作品，十分喜爱，撰文评论：“抱石先生，潜心于艺，尤通于金石之学，于绘事在轻重之际(古人气韵之气)有微解，故能豪放不羁。石涛既启示画家之独创精神，抱石更能以近代画上应用大块体积分配画面，于是三百年来谨小慎微之山水，突现其侏儒之态，而不敢再僭位于庙堂，此诚金圣叹所举‘不亦快哉’之一也。抱石年富力强，傥更致力于人物、鸟兽、花卉，备尽造化之奇，充其极，未可量也。大千、君璧之外，又现一巨星也，非盛世将至之征乎？”[11] 徐悲鸿独具慧眼，看到了傅抱石告别中国300年来画坛的谨小慎微、侏儒之态之山水，用所通的金石之学，彰显“豪放不羁”之势，用“大块体积分配画面”，犹如徐悲鸿赞颂的范宽“如椽的大笔，雄伟的气魄”[12]，乃“盛世将至”之表征。傅抱石果然非同凡响，创造了独特的“抱石皴”和矾水法，形成了烟笼雾锁、潇洒淋漓、声势飞动、苍茫雄奇又灵活多变的艺术特色，[13]是现代中国最出色的人物画家之一。 对赵望云的写生艺术徐悲鸿亦大加推崇：“赵先生所写山水，笔法生动，无八股气味，遂心志之。于是留意赵君通信写生，大公报之首创也。去年赵君奉命赴江西，写战后残迹，过都下见访，始首次相识，因勉赵君，倘得佳题，必精写之成巨帧，俾永久流传，成一代史征，赵君以为然。年余以还，在其平日通信工作之外，竟能聚精会神，成多量巨制，触目惊心，使人兴起……赵君画格，昔已真切近情，此又亲赴其地，与共生活且盈年累月，寝贵于是之所积，中国势笔能画者，不下三千人，而能为如此工作者，舍望云先生一人而外，未闻有继起者也。衰亡之国运，乃伟大之艺术时代……望云先生，庶几其人矣!”[14] 赵望云是用中国画描绘农村、边疆生活的先行者，他的作品单纯质朴，真挚动人，他走出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走向民生的艺术锻造，深合徐悲鸿批判文人画末流之柔靡人造山水，关注民生而艺术兴国的脉搏，故徐的评论直抒胸臆，沉着痛快，见血见性!赵望云坚持致力并带动西安画家们开拓西北写生创作，成为“长安画派”的重要奠基人。[15] 徐悲鸿非常注重团队力量，这也是他在法国美术史上看到的实例：“法国上世纪之印象主义作家，如马奈、莫奈、敢方当、拉都、毕沙罗等，实具有不屈不挠之精神，勇往直前、义无反顾之气概，故起初虽受社会抨击，终能取得最后胜利。”[16]只是徐悲鸿的团队是写实主义的一群，这个团队的中坚力量是他的学生。作为坚持现代性启蒙精神的徐悲鸿，他的美术教育不是贵族象牙塔式的，他自己的画作面对现实固然常存有采用隐喻和象征的间接手法而不是直接描摹的一面，[17]但他总是鼓励学生到鲜活的生活中去。吴作人到康藏高原画出了《负水女》《青海市集》等诸多作品；孙宗慰跟随张大千到敦煌临摹了很多壁画，画了很多反映藏族人生活的作品；齐人在盘溪画了反映华北敌后抗战的《门帘战》；冯法祀画了《长沙大火组画》《捉虱子》；陈晓南到抗日前线画了很多抗日军队的速写；张安治画了《一夫当关，万夫莫敌》；黄养辉画了《桂林大撤退组稿》；艾中信画了《枕戈待旦》等，[18]徐悲鸿对这些弟子的写实主义力作给予了诸多肯定鼓励，撰文评论，撮要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