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画跨代传播中的图像志传统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8)12-0128-14

       图像学宗师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曾用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图像志(iconography)研究的重要性。他让我们设身处地站在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角度去看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对他们来说，这一画面表现的只不过是一顿令人激动的晚餐聚会”。若要理解这幅画的含义，就必须熟悉《福音书》的内容。然而，如果“主题”的含义超越了今天普通“有教养者”所熟悉的知识范围时，那么——潘诺夫斯基继续说——“我们也会变成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①

       图像志是艺术史研究的一个分支，这一分支所关注的是艺术作品的主题或意义，而不是它的形式。②在西方艺术史研究中，图像志为阐释基督教及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提供了重要工具。而在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中，图像志同样是一把理解古画的钥匙。如果没有丰富的古典文化知识，韩滉的《五牛图》在现代观赏者眼中不过是五头形态各异的水牛，赵孟的《二羊图》也就真的只是一只萌萌的绵羊和一只谦卑的山羊。

      

       图1 韩滉 《五牛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2 赵孟 《二羊图》，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如果我们想要从这些画作中看到比“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更多的内容，就不得不借助图像志的知识，去考察那些直接或间接启发过视觉图像创作的文本。与研究西方古典绘画的学者相比，研究中国画的学者有一个极大便利，可以从画作上或附在画卷之后的历代鉴赏者书写的题跋中获取图像志的线索。例如，元代文人赵孟在为《五牛图》撰写的一则跋语中指出了此画背后的寓意：

       右唐韩晋公《五牛图》，神气磊落，希世名笔也。昔梁武欲用陶弘景，弘景画二牛，一以金络首，一自放于水草之际。梁武叹其高致，不复强之。此图殆写其意云。

       陶弘景是南朝著名的隐士，梁武帝欣赏他的才华，多次征召他入朝为官，他都不为所动。据说陶弘景曾绘制一幅图进献梁武帝，画上有两头牛，“一以金笼头牵之，一则逶迤就水草”，皇帝一看就懂了，陶弘景宁愿像野牛般无拘无束，也不想牺牲自由换取富贵，于是便“不以官爵逼之”。③这则典故最早记载于《南史》关于陶弘景的传记中，稍后，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亦有记录。赵孟对这两种史料想必非常熟悉，所以轻松地将视觉图像与文字概念联系在了一起。赵孟本人也绘制过一幅精彩的动物题材绘画——《二羊图》，他在此画的题跋中称自己画这两头动物是应一位叫“仲信”的朋友之请“戏为写生”，但对二羊形象蕴含的意义却只字未提。然而，当明代的若干位鉴赏家观看此画时，却纷纷在题跋中指出：此画暗含着“苏武牧羊”的典故，传达出一种忠贞不屈的精神。

       与西方绘画相比，中国画有一种的特殊的功能-跨代传播。所谓“跨代传播”即后代的艺术收藏者、爱好者通过题跋的方式，谈论、品评前代人的作品，回应(赞同、反驳、补充)之前观赏者的心得体会。在题跋中，观赏者会考证画家的生平，记叙画作递藏的经过，讨论作品的风格，抒发审美的感受，也会经常揭示图像背后真正的主题与含义。古代鉴赏者为何如此主动地承担起图像志的分析工作——将图画与古典文献之间建立起关联，并津津乐道画作的“言外之意”呢？因为古代与今日不同，观赏、品评绘画并非大众文化活动，而是有教养的精英阶层特有的生活方式。柯律格(Craig Clunas)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在诸多表现文人“琴棋书画”风雅生活的古画中，他们亲自弹琴，亲自下棋，亲自提笔作书，但他们却不亲自“画”画，而是“观”画(图3)。④正如图中所呈现的那样，“观画”常常是一种集体行为。在这样的场合，文人的价值观得到了交流、测试、重申，并以题跋的方式传递给下一代成员。观看的画作越伟大，人们对其中蕴含寓意的期望就越高。这些拥有渊博古典知识的观看者们倾向于将艺术看作意义的载体、思想的外套。“艺术是一种技术，使信息打包待运，否则这些信息可能无法传递，而后收货人开箱获取信息。”⑤鉴赏家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扮演收货人的角色，负责打开外包装，提取核心内容。然而，不同时代的鉴赏家有时会从同一幅画作中提取出全然不同的内涵。当《五牛图》在清代进入宫廷收藏之后，乾隆就在画心的题诗中果断否决了赵孟将此画与陶弘景二牛典故相联系的解读：“一牛络首四牛闲，弘景高情想像(象)间。舐龁讵惟夸曲肖，要因问喘识民艰。”什么五头牛象征两种生活方式，赵孟你想多了吧！乾隆认为《五牛图》里暗藏的是“丙吉问牛”的典故：汉朝的宰相丙吉外出，看到路旁的牛喘气异常，特地下车细细询问，担心季节失调，会有瘟疫祸害百姓。通过将图像与不同的文字材料建立关联，《五牛图》的题跋展示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模式：作为文人士大夫的赵孟从画中解读出“隐逸”的思想，而作为帝王的乾隆则将画意聚焦为“识民艰”。这样的现象在绘画的跨代传播中很普遍：不同时代的观众携带着自己的观看方式和相关知识，在接受过程中创造出自己意义，并将意义以题跋的方式再次传播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