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7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9)01-0083-13 冷战时期，美国社会科学家与政府就有关苏联问题的情报搜集、数据分析及政策制定等事务一贯有着合作的传统。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空军资助、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承担的“哈佛苏联社会制度项目”就从军事情报及意识形态两方面为美国政府制定和实施冷战战略提供了依据①。事隔30年，冷战局势在经历了短暂的“缓和”之后于80年代初重新转向对抗，美国对苏政策也趋于强硬。于是，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围绕苏联的弱点制定政策，一个与哈佛项目类似、旨在通过对移居美国的原苏联公民进行调查以了解苏联社会状况的“苏联访谈项目”(Soviet Interview Project)，在美国政府的实际支持下逐步展开。 作为冷战后期美国社会科学家与政府合作的重要产物之一，“苏联访谈项目”由美国联邦政府机构通过苏联与东欧研究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Soviet and East European Research)进行资助，由项目负责人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经济学家詹姆斯·R.米勒(James R.Millar)选拔的一个全美范围苏联问题专家团队具体承担，从酝酿、论证、立项到按照计划陆续展开，前后长达八年之久，对超过三千名符合条件的苏联移民进行了高度结构化访谈，并综合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访谈结果予以系统分析，所涉及的主题广泛地涵盖了当时苏联政治、经济、社会及公民日常生活等重要方面②。然而，自该项目设立之后至今，该项目除了对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与之相关的学科及苏联问题研究本身产生过一定影响之外，并未在历史学界引起足够的关注③。本文主要利用美国方面的相关原始档案和研究成果，拟对“苏联访谈项目”的运作过程作一初步探讨，从而深化我们对冷战与美国社会科学之间关系的认识。 一 “苏联访谈项目”的缘起 1.苏联移民的涌现及其价值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苏联犹太人展开了争取向以色列和美国移民的运动。与此同时，美国朝野尤其各犹太人社团也对此给予持续关注，尼克松、福特、卡特三届政府相继围绕犹太人移民问题与苏联展开了激烈的外交斗争，试图迫使苏联在移民政策方面做出让步。尽管对此有着高度的敏感，但苏联政府为了与美国在缓和经贸关系及平衡战略武器等重大利益方面达成交易，再加上认为允许那些不满情绪较强的犹太人离境至少可以减弱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影响以稳定社会局势，终于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放松了针对公民移居国外的限制。于是，这一时期苏联出现了以犹太人为主的移民热潮，从1971年到1980年共有超过24.5万人通过获得以色列签证而去往西方④。此外，在移民限制放松的大环境下，还有其他族裔的原苏联公民也在当时移居国外⑤。 数以万计来自苏联的移民对于研究苏联问题来说具有何等重要的价值，显然是不言而喻的，西方的相关学者也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以色列学者率先通过对部分移居以色列的原苏联公民进行调查，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苏联家庭经济状况和行为的研究⑥，美国学者也运用类似的方法展开了关于苏联的“第二类经济”即地下经济活动的研究⑦。然而，这些研究无论是从选题还是内容来看，都远未实现最大程度地发掘苏联移民所具有的全部价值。这主要是由于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受联邦预算因越南战争的庞大开支而紧张和福特基金会下调其给予区域研究的资助这两种因素的影响，美国苏联学在经费投入、人才培养及成果产出等方面都陷入了近乎停滞的困境。另外，70年代以“缓和”为基调的国际形势，也使美国苏联学逐渐在失去其原有的作为冷战思想武器的实用性。基辛格任国务卿期间，就一直担心有关新近苏联移民的学术和政策研究对移民本身及美苏和美以关系产生不利影响，因而出台了一项被称为“基辛格规则”(Kissinger rule)的政策，规定禁止将联邦政府资金用于此类项目⑧。受此限制，美国斯拉夫研究促进会在这一时期试图建立移民安置委员会，并利用《国防教育法案》资助，以促进新近苏联移民与各苏联学研究机构展开更大规模和更广范围合作的计划，后来也无果而终⑨。 2.美国苏联学摆脱困境的努力 早在1969年，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家赫伯特·J.埃里森就因担忧美国苏联学前景而向斯拉夫研究联席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建议。建议指出，相关苏联学项目首先要有明确的关注焦点和具体的研究目标，其次有必要促进多学科的交叉合作并给予年轻的研究生各种机会，最后要为从事苏联研究的学者、政府中的苏联问题专家以及并非专门关注苏联的社会科学家这三类受众提供相关热点问题的有价值的成果⑩。翌年，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马歇尔·D.舒尔曼在美国斯拉夫研究促进会年会上所做的发言也认为，美国苏联学领域中对实用性和学术性的双重追求，决定了重新强调运用以往的跨学科方法解决当代问题，对于该领域的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1)。很明显，埃里森和舒尔曼都在寻求通过恢复类似于“哈佛苏联社会制度项目”的苏联学工作模式，来解决研究经费紧张的问题，以重振美国苏联学。 于是，在“回到50年代”的呼吁之下，新的苏联学机构和组织都更加侧重于将加强研究的实用性作为走出困境的方向。1974年，在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主任、俄国史专家詹姆斯·H.比林顿的支持下，“凯南俄国问题高级研究所”得以创建。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学者对“缓和”形势下如何隐蔽地接受国家安全机构的资金用于苏联学也展开了研究。1978年，苏联与东欧研究全国委员会作为一个协调政府资助工作的“中介组织”，在哈佛大学历史学家爱德华·基南和前国务院官员弗拉基米尔·图马诺夫的倡导下诞生，其理事会由一些知名苏联学研究机构的代表组成，并拟将研究政策关注问题作为最初的主要任务。另外，还有一些政府官员以简报的形式向国会请求考虑苏联学的发展。其中很多人在美国无论学界还是政府将很快失去整整一代苏联学专家并且没有做好应对措施这个问题上有着广泛共识，即苏联学的日益萎缩对国家来说是严重的危险。简报提出要在有关冷战专业知识的机构组织方面赶上和超过苏联，建议在华盛顿设立美国的官方苏联学研究所，以抗衡苏联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并对政策导向的研究工作予以支持。尽管后来这一建议搁浅，但却推动了中央情报局将大量资金投向苏联与东欧研究全国委员会(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