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与科技的亲和性:两种向度的思考

作 者:

作者简介:
方俊,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湘潭 411105;肖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9 方俊,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青年学理论;肖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哲学。

原文出处: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青年”这一所指被高度抽象化后常常被赋予一些理想化的特质,表现在科技创新领域,青年被认为是富有创造力的群体,他们与科技之间存在亲和性,这种亲和性表现为青年在科技创新中更具有优势,他们更容易接纳新技术、更容易受新技术的影响。这种观点随着对“青年”概念的具体化而需要进一步厘清。研究发现,同其他年龄段的群体相比,青年在科技创新中并不具有独特的优势,但在劳动过程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青年与科技尤其是现代技术更容易融合在一起,从而呈现出两种向度的关系。青年与科技的这种复杂关系意味着,青年研究不能只从年龄或年轻态出发思考问题,而需要探究年龄背后的社会性因素。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19 年 04 期

关 键 词:

字号: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和哈丽特·朱克曼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科学①是年轻人的游戏”[1],意思是说,年轻科学家比年长科学家更有时间进行科学研究,他们在科研人员中占有更高的比例。的确,从群体化的视角看,当科技与人的关系被具体化为技术与青年的关系时,青年通常被视为与新技术的亲和性最强的一个群体。他们最富有创造性,也更容易在生活中与新技术相融合。然而,近年来的许多研究却发现了与之相反的事实,认为青年在创造力方面并不具有优势,科技创新的年龄差异更多地应该归结为年龄背后的社会性因素。这一事实让人反思,关于青年与科技更具有亲和性的这种表述是否准确?如果这种表述不够准确的话,人们又该如何理解?

       科技创新几乎贯穿于个体生命的整个历程,但它们不是平均分布在每个年龄段。在有些年龄段,人们在科技创新方面硕果累累,而在其他年龄段却鲜有成就。不仅如此,不同的人取得关键成就和高产的年龄段并不完全相同,很少有人能够一直产出高质量的创新成果。面对此种困惑,人们试图探寻年龄和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并确认科研人员究竟在哪个年龄段更容易在科技创新方面做出重要贡献,进而制定相应政策,以更好地服务于科技创新。

       一、疑问:青年在科技创新中更具有优势?

       由于科学社会学发展的滞后,社会学对科技创新与科研人员的年龄结构之间关系的探讨非常晚近。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有人零星地探讨科研人员在其科研生涯中的产出率变化问题。此后,对这一关系的系统研究虽有所增长,但时至今日,这个领域仍然是一个不大受关注的冷门话题。不过,这种缺憾并没有阻止人们对这个话题充满想象。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弗朗西斯·培根就明确提出:“青年人的发明力是比老年人的活泼,而且想象力也比较容易注入他们的脑筋;青年人较适于发明而不适于判断,较适于新的计划而不适于惯行的事物”[2]。此后,随着社会愈发重视青年,并赋予他们各种美好的品性,加上科学界也日益趋向于在思想方式上重视年轻人的作用,不仅在科学家群体中普遍流行着这样一种自我形象,即科学是年轻人的游戏[3],而且在普通人那里,也逐渐形成了青年与科技更具有亲和性这种普遍的思想方式。

       有很多研究都持上述观点。默顿与朱克曼主张,在缺乏系统的有关不同历史时期科学家的年龄构成资料的情况下,年轻科学家更易于导致科学思想的革命仍然可以被视为常规而被普遍接受的概括的基础[4]。同理,托马斯·库恩也认为:“获得新范式、做出这些基本发明的人,几乎总是非常年轻的人,或者是新进入一个其范式将由他们所改变的领域的人”[5],而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仅仅是因为他们较少受到常规科学传统规则的束缚。

       除这种较为模糊的观点外,也有研究明确提出,青年在技术革命中的贡献更大。有学者发现,在前三次技术革命中做出重要贡献的184人的平均年龄仅为33.9岁,其中22-44岁的人最多,且以29-35岁为最高分布区间[6]。此外,还有研究发现,青年是IT从业人员的绝对主体,在研究开发领域的作用稳步增强[7]。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所有研究都没有极端化为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认为科研人员最杰出的研究成果都是在其生涯的早期阶段取得的。尽管如此,以上研究似乎都倾向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年轻人或青年这个群体在科学范式的更新或技术革命中比其他年龄段的群体更具有优势。那么,这种假设真的成立吗?“年龄”真的是一个影响科技创新的主要因素吗?

       其实,早在默顿和朱克曼的研究中,他们就已经发现许多同“科学是年轻人的游戏”这一假设相矛盾的许多“反常现象”。例如,“科学中变化的年龄结构与科技人员的同时期的教育水平的上升密切相关”[8],这就意味着,在一定时期内,年轻人比年龄大的人在受教育水平方面更有优势,也会相应地导致科研人员中年轻人的比例偏高。不仅如此,对新思想的接受程度同科学的体系化程度呈正相关,在那些体系化程度较高的科学中,年老的科研人员经常是创新的最炽热的竞争者[9],这些观点都有力地质疑了某一年龄阶层的人(尤其是青年人)对创新更具有敏感性的既有观念。

       当然,更有力的质疑来自后来者所做的更详细的统计和观察。在一项对1901-2005年诺贝尔奖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相关研究中,有人发现,重大科学发现几乎分布在生理年龄的每个时间段。以取得获奖成果时的年龄作为划分标准,则25岁以下的只有16位,35岁以下的有180位,而35岁以上的却有255位。更为关键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的平均年龄越来越高,意味着发现重大科学成果的年龄也越来越高[10]。另一项基于全国范围内对理工科科研人员的抽样调查也发现,年轻人在论文产出方面远不如年长者,研究人员的创作多产期基本都分布在40岁以后[11]。更为关键的是,在最接近科技创新这一主题的专利产出领域,研究发现,R&D人员的专利产出能力也是在40岁以后才逐渐达到峰值,其中电子通信行业和机械动力行业的峰值年龄是40-49岁,生物医药行业的峰值年龄更是达到了50-59岁[12]。由此观之,同其他年龄段的群体相比,年轻人在科技创新中并不具有独特的优势。

       从不同专业或不同行业发明成果产出的峰值年龄差异可知,年龄并非影响科技创新的主要因素。可能的情况是,对于特定专业或行业而言,年龄在影响发明成果产出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关于这一点,默顿等人的研究也发现,学科体系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不同年龄阶层的科研人员对新思想的接受程度,在那些体系化程度较高的学科中,不仅研究成果的关注度较少受到科研人员个人特性的影响,而且,由于年轻的科研人员更容易接受新思想,从而增加了他们获得进一步发现的机会[13]。然而,即使是这里,默顿也提到了另外一种情况,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年长的科研人员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而排斥新思想,他们对最新文献的引证表明,他们和年轻的科研人员一样对最新研究成果十分敏感。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