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8)06-0005-08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性任务。这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党从治国理政的历史新方位出发，着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布局和长远规划，对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成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等重大现实课题的“三位一体”式明确理论指认。它既在客观上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理论体系和文化的价值精髓，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又从改造世界的主体能动性角度，体现了我们党创造历史、把握未来的高度理性自觉，体现了党领导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体现了新时期全国人民共圆“中国梦”、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昂扬奋发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追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正行进于复兴之路上的中华民族新时代精神的实践理性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伟大的、前无古人的世界历史性事业。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这种“需要”，表现为一种“一体化”的内在密合。我们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是无中生有地从外部“强行植入”，而是在于它本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方向和精神灵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在价值观念层面的表现和反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系统结构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要件。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涉及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价值要求的整体性应答，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性质、方向和精神追求上的整体价值展现。 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要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为什么要提出这四个要求？这是我们在一个十分复杂的交错时空坐标中经过慎重选择而确立的国家整体发展指向。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构成整个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其在新时代的转化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一主要矛盾，不断提升民生幸福指数，就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走向经济上的繁荣富强。由此，“富强”便现实地构成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指向。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在体制、机制和具体运行上尚不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尚有差距，为此，就要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民主”便现实性地构成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指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只有在发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熏育下成长起来的、具有高度文明素质的一代代新人，才能担当起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性重任；反之，在利己—拜金—享乐主义污浊精神“雾霾”中生就的“精神跪族”，则注定是无法担当时代重任的“垮掉的一代”。为此，就要从培养合格“接班人”这一事关千秋大业的战略高度，切实解决“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文明”便现实地构成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指向。社会和谐与生态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重要保证，它意指一种“经济—自然—社会”三者关系互动整合、协调融洽、良性发展的“合类性”生存境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取得经济建设的历史性成就的同时，由粗放型发展方式导致的资源浪费和环境危机，由于整体利益格局重调过程中贫富差距的扩大化，较大程度上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双重“紧张”。由此，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社会共同富裕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由双重“紧张”到双重“和谐”的转变，便成了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任务，“和谐”便现实地构成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指向。 我们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要建成一个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为什么要提出这四个要求？这是我们在一个十分复杂的交错时空坐标中，经过慎重选择而确立的社会整体发展指向。我国是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的、近代又经历一百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大国，要在自二十世纪中叶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短短一百年的时间内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迈向全面现代化目标，其任务无疑是异常艰巨的。在此过程中，建成一个全体人民共建共享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新社会，既是现代化本身的题中应有之意，又是时代交给我们的迫切历史任务。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客观世界的改造，是通过变革自然与社会的主体性实践来打破对异己性自然和社会力量的依附性关系而不断获得解放的历史性进程。在以往“家天下”的封建专制统治下，中国人民遭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等“四大绳索”的束缚，近代以来又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其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共产党领导群众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是要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享受不断充分的民主自由权利。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文精髓，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性目标。现阶段我国正通过社会主义五大文明建设的协调推进，来为此一自由全面发展目标的逐步实现创造不断充实的条件。无论在历史还是在现实中，正确理解的自由与平等，在内涵上都有着基本的同一性。在一定的社会里，只有全体民众均实现了大体均衡状态的自由，才有属于全体社会成员的真正平等；同样，只有全体民众在既定基础上实现了对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全面平等，也才有属于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人联合体”式的真正自由。反之，在存在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文化奴役的阶级社会，只有少数剥削者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自由，而没有广大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其所谓“平等”也就成为掩盖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和等级关系的“遮羞布”了。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生产资料、劳动、社会财富、社会关系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主人，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形成平等的同志式关系，保障每一劳动者成为社会共同体的平等一员，并以平等一员的身份共建共享社会主义新社会及其文明成果。 从根本上说，自由、平等与公正、法治又是辩证统一的。自由、平等在权利与义务关系上必然体现为公正的要求。换句话说，公正就是公平正义，它本质上就是权利与义务的有机统一。在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往往是分离的：统治阶级依托其生产资料所有权，凭借其所掌控的国家机器来实施所谓“合法性掠夺”，往往垄断各项权利的享受而很少承担社会义务(特权阶级)；而作为受剥削、受压迫阶级的广大民众，则不得不承担绝大多数社会义务而很少享受到相应的权利。对广大劳动群众来说，这既是最大的不自由、不平等，也是最大的不公正。在社会主义新社会，我们消灭特权阶级，保障人们公正享受各项自由平等的权利，根本上就是为了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关系，实现权利与义务的有机统一。在社会主义社会，权利与义务是不可分割的，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是同一的。每个“我”的权利表现为他人的义务，而他人的权利也必然表现为每个“我”的义务。在社会生活中，每个社会成员都要在维护自身权利的同时自觉履行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由此在“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性互动中，形成对每个社会成员来说真正公正的社会关系。相当程度上，法治是公正的法律实现形式，是实现社会自由、平等的重要保障。正如黑格尔所说：“任何定在，只要是自由意志的定在，就叫做法。所以一般来说，法就是作为理念的自由。”[1]36自由、平等、公正都不是抽象的，也不是自发实现的，而是具体的、通过人的社会性实践而不断实现的过程。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在自律与他律相统一的意义上，在维护自身自由的同时保障他人同样的自由；平等不是抽象绝对的平均主义，而是法律意义上“与他人平等”的要求和“对所有人(包括自身)平等”的行动的有机结合，表现为社会意义上的权利与义务的均等化；公正的本意就是权利与义务在内涵上的统一性与主体上的同一性。自由、平等、公正的实现，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条件，而彰明良善的社会法治秩序，就是保障性的社会条件之一。它赋予公民权利和义务以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的形式，以法律形式保障公民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为每一社会成员追求自由、平等、公正的行动划定边界，提供行为准则和保障，“所以法的命令是：‘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1]46。社会主义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利益和要求的实现形式，依法治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2]1-2。由此，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以现代化建设实践为载体的有机统一，就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社会建设的系统性价值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