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民族文化的复兴，而作为民族文化核心的哲学，在这一伟大复兴中更是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复兴既不是传统文化的简单延续，也不是外来文化的简单引进，而只能是传统文化在汲取世界优秀文化基础上的再生性创新，亦即中华民族哲学精神的现代重建。在这一融合创新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其特殊地位，其与中国古典哲学的融合汇通，便具有奠基性意义，因而有必要予以高度关注。在这方面，以往的研究由于忽略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内在关联，或者只是过于简单地理解这一关联，因而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失。本文则力求从这一已经得到合理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去理解这一汇通的可能性。 一、问题的提出及以往研究的不足之处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的比较与汇通问题上，以往的相关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中西思维方式上着眼，揭示中西思维方式上的异同，以寻求理解汇通的可能性①；二是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上着眼，将这一结合所形成的思想用民族化的语言加以表述，从而直接说明这一汇通。这些研究无疑都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存在着一些重大的缺憾。 首先，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人们往往是在一种抽象的层面上谈论中西哲学及其思维方式的差异，而未能考虑到哲学思维方式(以及哲学形态)与社会存在形态的相关性，未能将作为文化之核心的哲学视为特定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也就未能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去考察作为社会结构之组成部分的哲学思维方式(以及哲学形态)的变迁。这样，在进行中西哲学思维方式对比之时，也就只能在一种抽象的层面上，将中西哲学形态和思维方式看成某种脱离了具体社会生活的非历史性的东西。因而，当将这种非历史的抽象对比方式应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时，由于中西思维方式已被如此刻画为对立的两极，故而论者大多只是现象性地描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和汲取，而无法说明两种如此相异的思维方式之间何以能够得以继承和汲取。而另一些研究者则试图通过一些极为特设的假定来说明“继承和汲取何以可能”，即试图设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思维方式上具有亲和性，从而较之其他哲学更能为中国人所接受。例如，有论者设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不同于一般西方哲学，从而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相似性；还有论者试图通过设定中国古典哲学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之一，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相通性。这些说法虽然不无某种启发性，但将发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不同于普通西方思维方式的另类哲学，不仅由于其前提过于特设而使其说法过于“传奇化”，从而缺乏理论上的说服力，而且也使得其作为理论前提的关于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讨论失去了意义。 其次，上述那种非历史的抽象比较方式，还往往在无意识中隐含着某种西方优越论。当论者将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归结为古今思维方式的差异时——或者认为中国思维方式是一种原始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第一问题框架”，西方的思维方式则是发展了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第二问题框架”；或者从本质与现象对比的角度去理解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将中国思维方式视为“现象”层面的思维方式，将西方思维方式视为“本质”层面的思维方式——其中所潜含的西方优越论的视界是不言而喻的。而这种视界无疑会妨碍对于中国哲学传统的恰切认识和评价。 最后，上述那种非历史的抽象比较所关注的问题，往往只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某些特征的相近或相通上，而大多未能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给哲学所提出的问题或任务”这一更深层面的关切，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从而也就未能由此关切出发去理解更为重大的问题，即对于中国现实实践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汇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二、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 既然以往相关研究的根本问题是由于其非历史的抽象性而难以具体说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典哲学汇通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那么推进这一研究的关键，便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思想观念受制约于社会存在的原理，借助于历史学新近研究成果(比如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理论、中国历史的“唐宋转型”等)，从而建构一种基于中西社会结构历史变迁的哲学形态比较理论框架。 然而，以往那种将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为历史决定论的做法，实过于简单和偏颇，不能有效地说明我们面临的问题，因此必须对之进行新的阐释。换言之，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现代性哲学理论与现代性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视为由经济基础直接规定上层建筑那样一种简单的决定论关系，或者将哲学观念仅视为某种实践方式所刻意营造的为自身辩护的意识形态。这是因为，一种哲学理论虽然与相应的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契合—对应关系，但并不能被归结为现实生活的派生物或被动反映。如若某种哲学理论只是相应的现实生活的简单反映，则哲学观念便只是一种附带现象，那么我们今天关于重建中华民族哲学精神的讨论也就毫无意义了；而只需像西化论者所主张的那样，将西方现成的现代性哲学理论照搬过来即可。但这种情况无疑未曾出现，也不可能出现。由此亦可见这种机械决定论之谬。因此，我们必须建构一种既能够将哲学观念与现实生活关联起来，又能够给哲学观念留下自主发展空间的方法论框架，以有效说明西方哲学观念的发展历程，并通过比较更好地理解中国哲学的发展，进而说明中国现代性哲学，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可能的发展建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