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实践唯物主义角度对马克思的哲学进行阐释已成为影响深远、足以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竞争的阐释模式。在此背景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恩格斯语)受到了学界的高度重视。人们由此认识到，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感性哲学”的超越是其哲学革命的关键一步，而这种超越又主要体现在不再把“感性”理解为“感性直观”，而是理解为“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由此实现由直观的唯物主义向实践的唯物主义转变。由于新世界观不再从直观，而是从实践出发看待和理解人的世界、人的认识、人自身的现实本质以及人类社会历史，并把“改变世界”而非“解释世界”当作自己的根本宗旨，因此，人们很难相信“高级的哲学直观”会是马克思的哲学方法，因为直观的方法显然与实践的方法极不相同。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话却使得国内一些学者认为，正是在立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批判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的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一种与实践的唯物主义相一致的“高级的哲学直观方法”，并由此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普通的感性直观”和“二重性的直观”。例如，邹诗鹏不仅论证了“高级的哲学直观”何以不能是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哲学方法，而只能是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而且具体阐释了马克思的“高级的哲学直观”的含义，以及它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内在一致性。①郑争文也把“高级的哲学直观”当作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方法，他对这种方法的内涵作出了阐释，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高级的哲学直观”与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有相通之处。②张廷国也持类似观点，2017年6月27日，他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作了题为《论胡塞尔的本质直观与马克思高级的哲学直观》的学术讲座，认为二者具有相近的哲学意蕴。 本文无意将所谓马克思恩格斯的“高级的哲学直观”与胡塞尔等人的“本质直观”加以比较，因为这一比较业已预设了“高级的哲学直观”确属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方法。本文力图表明，“高级的哲学直观”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正面肯定的哲学方法，而是他们所要批判的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所包含的一种直观形式，把它当成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方法，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相关文本的一种误读。 一、把“高级的哲学直观”当作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方法的立论依据 学者们在论证“高级的哲学直观”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方法时，往往会参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相关论述，但其主要“文本依据”还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章《费尔巴哈》中的一段话。在谈到“高级的哲学直观”之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在“理解”感性世界的时候，要么局限于对它的“单纯的直观”，要么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而在对感性世界的直观中，费尔巴哈必然会碰到同自己的意识和情感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扰乱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尤其是人与自然)之和谐。马克思恩格斯进而写道：“为了排除这些东西，他不得不求助于某种二重性的直观，这种直观介于仅仅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和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之间。”③这里提到了三种直观：仅仅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二重性的直观”。 为什么学者们会把“普通的直观”和“二重性的直观”当作费尔巴哈的方法，而认为这里所说的“高级的哲学直观”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方法呢？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接下来的论述表明，他们作为实践唯物主义者具有自己独到的“看”，并且“看到”了费尔巴哈未能看到的新东西，由此，人们也就很自然地把马克思恩格斯所看到的东西理解为事物的“真正本质”。诚然，马克思恩格斯接着前面那段话写道：“他(指费尔巴哈——引者注)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④费尔巴哈所遇到的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都是社会发展和工商业的交往带给他的。邹诗鹏正是基于这段话提出，费尔巴哈陷入“二重性的直观”的症结就在于他没有“看到”马克思所“看到”的东西，而马克思的这个“看”，正好是马克思的“高级的哲学直观”。他认为费尔巴哈的二重性直观未“看到”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一种自古以来就始终如一地存在着的东西，而马克思的“高级的哲学直观”则“看到”了这一点，这是费尔巴哈的“二重性的直观”与马克思的“高级的哲学直观”的本质区别。 邹诗鹏还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运用“高级的哲学直观”所看到的“事物的‘真正本质’”可以归结为“人的本质”，而“人的本质”又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密切相关，于是，他便得出了如下结论：“所谓高级的哲学直观，乃是对于工商业作为人的历史实践活动及其力量的直观，是对人的本质化过程的直接领会与接纳，由此领会到人的本质，当然不是‘异己的存在物’，而是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生存与生命，是人的本质的自身实现过程。”⑤基于这种理解，他便把集中论述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当成了自己的文本依据。例如，他引用马克思的话指出，“因而‘工业’乃‘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⑥，因为马克思把工业的历史以及工业的业已形成的“对象性的存在”视为一部打开的有关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即“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⑦。 邹诗鹏还提出，马克思的“高级的哲学直观”的前提就是人的作为能动的类生活的对象化活动，即对对象世界之改造。马克思曾认为，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只是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在能动的、现实的创造活动中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⑧。邹诗鹏把这个“直观”就等同于“高级的哲学直观”，认为其前提就是对象化的创造活动。他最终得出如下结论：“因此，高级的哲学直观，其实已不只是‘看’和‘直观’，而是要求‘做’和‘行’，要求提升并转化为洞察、批判和行动——这乃是‘高级的哲学直观’的谜底……”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