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创新

作 者:

作者简介:
周嘉昕,男,山东潍坊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苏 南京 210023

原文出处: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创新之间的关系问题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其中的焦点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写作过程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重新发现。研究马克思对地产和地租问题的考察,有助于丰富对上述问题的理解。对地产和私有财产的分析构成了马克思早期从唯心主义转向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直接现实动因。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马克思抵制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揭示了包括地租在内诸多政治经济学范畴的历史性本质。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重新发现,在直接的意义上同“资本一般”的讨论相关联;“资本一般”术语的消失和“六册计划”的调整,标志着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辩证叙述方式的推进,其中,地租理论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完善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9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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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8)06-0017-10

       本文的主题是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创新的内在关联。首要的一个问题是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之所以另辟蹊径选择地租理论这一“另类”视角,并非研究者的个人偏好,而是基于马克思文本写作和理论探索的历程,参照19世纪政治经济学的若干争论,而做出的理论选择。本文尝试证明:(1)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地产的分析构成了马克思发现理性主义国家背后私有财产的神秘主义,以主谓颠倒的方式批判思辨哲学的现实依据。(2)唯物史观确立后,马克思曾暂时搁置辩证法,在“实证的历史科学”中批判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现实抽象。其中,地租问题构成了理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重要工具。(3)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重新发现了黑格尔,但更多是在揭示“资本一般”对抗性本质的意义上,探索辩证法的正确叙述形式。《资本论》结构计划的调整也是辩证叙述方法的完善,广义剩余价值理论和再生产理论构成了辩证法合理形态探索的基础。其中,地租问题的考察具有理论标尺的价值。作为结论,地租问题考察的意义仅在于: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微观历程出发,把握马克思对现实抽象的批判,以及《资本论》中合理形态的辩证法,丰富推进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创新的理解。

       一、问题的提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

       谈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创新,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问题。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写作和思想历程中去,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也存在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美国学者诺曼·莱文曾经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区分为两个阶段。在《黑格尔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一文中,莱文认为:“马克思一生研究黑格尔哲学有两个标志性时期。一是从1841年到1847年《哲学的贫困》完成,我将其命名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一次挪用’。二是从1857、1858年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到1883年马克思去世,这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二次挪用’。”(Levine,2002)与莱文的观点不同,笔者曾经从马克思自己的相关表述,特别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主谓颠倒”的讨论与《资本论》中“头足倒置”的说法出发,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区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青年马克思”站在费尔巴哈立场上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主谓颠倒”;二是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总的结果”指导下,“实证”批判“把帽子变成了观念”的黑格尔思维抽象;三是在《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重新发现及“双重颠倒”——从思维主体到生产过程主体的转向,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头足倒立”着的“现实抽象”的剖析(周嘉昕,2016a)。与莱文的观点相类似的是,笔者认为:从1848年到1857年间,马克思有十年左右的时间曾暂时告别黑格尔和辩证法。在此期间,马克思清算“青年黑格尔派”的任务已经完成,关注的是从“实证的历史科学”出发,批判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发生的抽象力量对个人统治的现实。然而,马克思此时有关“货币”和“价值”背后市场规律的发现,“工资”变化中资本剥削秘密的揭示,特定“社会形态”中意识形态作用机制的剖析等等,也为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重新发现黑格尔辩证法“合理的东西”准备了条件(周嘉昕,2016b)。

       有关马克思批判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同时期或阶段的划分,印证了近年来学界有关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一种新的思考路径,即将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变革同其对社会历史现实的分析和思考结合起来加以理解所进行的思考。最具代表性的,是以《资本论》的哲学研究为焦点,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创新之间关系问题的考察。因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特殊性,这一思考路径得到了学界普遍的关注。

       首先,就马克思自身的思想探索历程来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法的关系”的“批判性的分析”,到对“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即“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而正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得到了“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1998a:412)。①更进一步,也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2012a:1002)。因此,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变革以及资本主义批判来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一个关键的理论问题域。

       其次,就19世纪的社会现实以及资本主义兴起、发展的历史过程来说,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在19世纪30年代以来的转型,以特有的理论形态反映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或“市民社会”的历史演进,并且同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哲学或观念论)以及当时不同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紧密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关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转型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我们全面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变革与资本主义现实批判之间的关联,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

       更进一步,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本身并不是一个脱离具体社会历史现实分析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抽象存在,那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取得的理论推进势必同时具有哲学方法论创新的意蕴。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尝试回答既有研究中存在的争论或分歧。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与剩余价值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者说唯物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关系问题。尽管上述两个问题并非完全等同,但是二者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一个根本性的理论焦虑。这就是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近年来,随着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的哲学等问题讨论的推进,作为哲学方法论的唯物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关系的阐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在反思既有的“推广发展论”这一概括性描述的过程中,结合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推进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革命成为一个新的理论生长点。这一推进也具体体现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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