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逐渐成为中国历代君主专制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骨干，孔子也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然儒学以社会政治与伦理学说见长，于生死与灵魂问题，缺乏系统的理论阐述，不能餍人心，故佛教输入后，一度对儒学形成很大的挑战。佛教的输入是一种比较自然的文化输入，而非依仗国家力量的文化扩张，又其所解决的主要是灵魂问题以及前世来生问题，对于皇权所主导的政治秩序以及儒家所倡导的伦理秩序并未构成致命的威胁。为应对佛教的挑战，本土的道教兴起，儒者亦援佛入儒，对儒学进行理论化改造，尤其是将原始儒家的心性学说深度系统化，使之至少对于士大夫来说，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安顿其心性。但是，儒学历来对君子说法，重理性，重人道，于生死与灵魂较少阐述，又缺乏严密的僧团组织，故对于一般社会大众，其主要影响在日常伦理秩序以及世俗的政治秩序，至于灵魂与生死问题，一般社会公众则往往以道教、佛教为归宿，形成所谓儒释道三教并存，互相包容的局面，没有出现西方的宗教战争，信教自由在帝制时代的中国也并未成为实质性问题。 明末天主教东来，但那时西方势力来华主要是传教与商业，欧洲殖民者虽在中国周边地区开展殖民活动，但尚未对中国的世俗政权形成实质性挑战，故虽引发了中西文化的冲突，但儒学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并未受到威胁。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力东侵与西学东渐，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与文化危机。其中文化危机集中表现为儒学的危机。儒学的危机催生了孔教论与孔教运动。民国建立以后，要求定孔教为国教的孔教运动(国教运动)兴起，并在民初政坛与思想界掀起轩然大波。关于民初的孔教会，以及康有为等人的孔教思想，相关研究已经不少，本文的主要目的在梳理民初孔教运动起落的脉络，探究其复杂的内在理路，以便学界进一步了解这一运动，并理解儒学在近代中国的命运。 一 晚清以来儒学面临的危机 对于晚清以来中国面临的危机，国人首先感受到的是军事上的差距，于是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随后，又发现夷狄之长技背后，有其“学”，有其完整的工业体系，于是有所谓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洋务运动由此兴起。整个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人在文化上还相当自信，以为相较西洋，中国欠缺的只是富强之术，至于伦常秩序，乃至“文学”，中国都远高于西洋，无待外求，故所事只是练兵养兵之法，以及支撑军事现代化所需要的兵器工业以及相应的民用工业。甲午战败，始惊破国人数千年之迷梦，先觉之士乃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主张，而其方法则为变法维新，遂开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序幕。我们观察戊戌时期的思想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到，先觉之士，已意识到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的整体性危机。也正是基于此种危机意识，才有了此后急迫的政治变革、教育变革与法律变革。 随着变革的进行，儒学面临的危机就尖锐地摆在中国思想界面前。政治改革势必冲击君臣大义。学制改革、近代学堂的建立，儒家经典在教育内容中的垄断地位受到威胁，学生读经问题乃至经学的存废也就凸显出来。在近代化要求的催逼下，科举制度被废除，读书人与政权之间的紧密联系被割断，士大夫渐成历史名词，而近代知识分子或者知识人因为专业、职业分化，不再以承续道统为志业，而成为近代化的专家，专业色彩日渐突出，其担负的教化功能日渐削弱。法律变革，更从国家主义、个人主义的角度严重地冲击着传统的法律秩序、伦常秩序。至于经济变革所造成的财产关系、权利关系的复杂化，对于传统秩序的冲击就更为根本。近代中国面临的文化危机，本质上是传统与近代的紧张关系，但在形式上却表现为中西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这其中代表中国文化的儒学与代表西方文化的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又是中西文化紧张关系的重要侧面。 天主教、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扩张，固然有其宗教内在的传播福音以救济天下人的扩张冲动的因素，但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西方列强帝国主义策略的组成部分，其传教目的在使“中华归主”，其传教手段往往以世俗的国家力量作为支撑。西方宗教与中国传统社会在礼俗、观念上本有种种歧异，易发生文化上的冲突，而教会在传教过程中又存在种种问题，一些差会急于扩大信众数量，吸纳教徒时往往不分良莠，在卷入地方社会的利益冲突时，又往往依仗教会背后的国家力量来维护教会、教徒的利益，严重冲击了地方既有的权力生态。由此，就引发了中国传统士绅的强烈反应，引发了一系列的教案，使儒家人士对于天主教、基督教怀有高度的戒备心理。起初，中国官绅颇鄙视其神学说教，不认为西方宗教能对儒学的地位构成什么威胁，相反一些士大夫认为，中西交流门户打开，将是孔孟之道传向西方，真正做到“化被天下”的大好时机。但是随着西方侵略势力在华日益扩张，在屡次对外战争失败的刺激下，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官绅固有的文化自信开始动摇。尤其是，一些西方宗教人士往往将欧美之富强归因于其宗教之美与其宗教之能约束人心，将中国之贫弱归结为作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存在的种种缺陷。比如他们称，人生有三大伦，即神伦、人伦、物伦。神伦探究、规范人与神的关系，人伦探究、规范人与人的关系，物伦探究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基督教三伦皆备，且以神伦为首伦，故能约束人心，能有发达的科学；而儒学只重人伦，而阙于物伦与神伦，故不能约束人心，不能产生近代科学，且儒学之讲人伦，系服务于专制统治，存在重大缺陷。①传教士以及一些西方人士又将近代西方政治之美归因于其宗教之美，并鼓吹中国的基督化为中国富强之本，鼓吹以基督教取代儒学。②此种论调，在西强中弱的格局之下，在西方宗教势力日益扩张的形势下，对一些中国人发生了不小的影响。不少急于摆脱国家贫弱现状的人士，乃将中国贫弱之因归结于儒学，认为欲求富强，必须对儒学进行彻底的改造，甚至有一些“留学外国之学生，见彼国社会之进化，而误听教士之言，一切归功于宗教，遂欲以基督教劝导国人。”③基督教、天主教在华势力的扩张，及其引发的民教冲突，欧美教会处心积虑“欲孔教之在中国，失其宰制人心之权藉”，欲以西方宗教取代孔教在中国的位置，④不能不使中国的孔教徒对孔教在西方文化、西方宗教冲击下的命运产生深沉的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