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同治年间，长江流域及东南各省督抚普遍推行了以裁减浮收、核减额赋为主要内容的田赋改革。这场“减赋运动”对于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及善后中兴意义重大，颇受史家重视。自1935年夏鼐先生发表宏文《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起，研究者普遍关注减赋的政治意义，即清朝通过减轻田赋负担，以收拾民心，平定内乱，巩固政权，办理善后。①因此，既有研究重在考察各省督抚之事功，尤其是官方强调的“减浮”“减赋”之额数及其意义。② 但从清代田赋与财政制度的演变来看，咸同年间的“减赋运动”，实有减浮、减赋之外的意义，这是先行研究较少注意的。《清财政考略》《清史稿》便强调咸同年间减定漕粮征价的转折性意义：咸丰八年(1858)，胡林翼奏准湖北漕粮改折征收，将乾嘉以来州县漕粮之私行浮勒，减定为每石不超过6000文。此后山东、江西、河南、安徽、浙江、江苏、江北等省纷纷援照湖北之案，将钱漕改折定价。③王业键从改定田赋实征税率这一角度，概观论及减赋运动与“耗羡归公”之间的相似性。佐佐木正哉、山本进等则分别以浙江、湖广为例，论述了“减赋运动”的财政合理化意义：裁减浮收、陋规，重建地方各级财政。④笔者认为：这是继雍正年间“耗羡归公”之后，又一次由疆吏主导的田赋与财政制度改革。各省督抚通过漕粮改征折色、重订钱漕收支章程，对雍正年间确立的田赋定章进行了合理化改革，可谓清朝田赋收支章程的重构。咸同年间改定之新章，成为此后直至清末的田赋定章。在这一意义上，笔者称其为“钱漕改章”。⑤ 本文以江苏为例，讨论咸同年间的钱漕改章。⑥江苏的改章始于太平天国战争末期的同治二年(1863)，延续至同治后期，主持者为历任督抚藩司李鸿章、曾国藩、刘郇膏、丁日昌等。作为财赋重地，江苏之赋额在各省中居于首位，尤其是作为改章主要对象的漕粮，其规模更是远超他省，故江苏的改革，对于清朝田赋制度的影响力，非他省可比。⑦改章之后，江苏确立了一套独一无二的弹性征价制度，每岁根据米价、银价酌定是年漕粮、地丁征价，经奏准后施行，该制也为他省所无。 关于同治年间江苏的钱漕改章，至今鲜有专门研究，即有论及，亦多语焉不详之处。⑧江苏钱漕改章的核心内容是重构田赋收支章程，尤其是确立新的钱漕征价制度。这一变革，需放在“耗羡归公”以来清代田赋制度的演进脉络中理解，也与晚清中央与省、州县财政关系之变动密切相关。本文将以上述问题为线索，重新考察同治年间江苏的钱漕改章。 一、同治年间钱漕新章之确立 江苏的钱漕改章始于同治初年，至同治四年(1865)大体定案，其重要背景是太平天国战争之善后。咸丰庚申(1860)以降，江南频经战乱，荡析已甚。同治二年初，江苏地方官绅于兵燹之余反思漕务、时局之弊，筹议“以核减浮额为理漕之纲，即以办理均赋为治漕之用”。核减重赋(即核减田赋正额，所谓“减赋”)是此期改革的重心，处理的是中央与省之间的田赋收入分配问题；减浮均赋也随之提上日程，针对的是嘉道以来的钱漕浮费问题，旨在重建州县一级的田赋收支结构。⑨ 江苏的钱漕改章以漕粮为中心，这是由该省的财政结构、政务重心所决定的。⑩作为财赋之区，江苏的田赋收入居各直省之首，所谓“江南重赋”，主要是指漕粮。太平天国战前，江苏漕粮岁额168万余石，占清朝额漕的35.71%，远超其余有漕省份。因此，漕粮是该省最重要的赋税负担，漕粮征解成为当地官员最重要的公务之一。 19世纪前半期，改革江南漕务积弊成为最重要的经世议题之一。当时漕弊表现为浮费空前膨胀，严重侵蚀了漕粮正项。18世纪中期以降，人口激增、物价上涨导致行政开支增加。至18、19世纪之交，耗羡归公确定的收支章程已不敷支用，各级政府普遍面临额定经费的结构性匮乏。江苏的财政结构，决定了漕粮盈余成为该省最重要的额外收入。一方面，旗丁兑运漕粮之际，向州县需索帮费，应付沿途规费及挽运之需；另一方面，州县遂借助漕粮之浮收勒折，筹措旗丁帮费、官绅漕规，并本属办漕及其他公私支用。 至征收之际，漕粮负担又不均衡地分摊至各户，此即大小户现象。绅衿大户不仅以较低的折价(“短价”)完漕，又可借称荒歉减免若干成之负担(“注荒”)，并兼有包揽短交、需索规费之事。小户不仅须以较高的折价(“长价”)完漕，又难以享受“注荒”之利，承受日重一日的漕粮负担。至道光后期，随着负担两极分化的持续演进，小户多依附于大户，州县税基日益萎缩，漕粮难以足额征收。这一现象意味着，漕粮河运之成本因浮费膨胀大幅提高，州县即便浮收勒折，也难以应对。地方官员遂历年捏报灾歉，江苏每岁亏缺起运漕额之数成，终于造成京仓不敷支放，河运制度濒于瓦解。道咸之际，中枢自上而下推动苏漕改行海运，意在以节省之费，弥补仓储亏缺。然州县一级的漕务浮费未获清厘，原有积弊遂难根本革除。 太平天国战前，江苏官绅曾数次筹划漕粮改革，其主题是重定漕粮征价，兼有折征之议。嘉庆十四年(1809)、嘉庆二十五年(1820)，两江总督阿林保、孙玉庭先后提议“八折收漕”，即漕粮每石加征耗米2斗5升。(11)道光三十年(1850)，江苏巡抚傅绳勋奏请苏州、松江、太仓三府州漕粮100万石改折征收，每石折钱4000文。(12)然因主政者之因循、利益群体之反对，以上诸议均以事涉“加赋”为名，夭折于筹议阶段。真正的改革实践发生在咸丰三年(1853)。是年，江苏受太平军战事、小刀会起义冲击，地方社会面临失序。在巡抚许乃钊支持下，苏州绅士冯桂芬与苏州知府乔松年推动漕粮改折均赋，无分大小户，每石一律折征4000文，除米价2500文外，另有办漕贴费1000文，州县公费500文。尽管这一应急性改革效果较为理想，然因触动经征官吏利益，仅维持一年。(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