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产科医疗的近代化转变(1912-1937)

作 者:

作者简介:
章梅芳(1979-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与社会,北京 100083;李戈(1991-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近现代科学技术史,北京 100083

原文出处:
中国科技史杂志

内容提要:

民初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北京的产科医疗在政府推进医学科学化和公共卫生建设的背景下发生了重要转变。在此过程中,知识体系逐渐从中医传统胎产理论走向西医产科学,西医产科的临床技术实践及基本模式得到了应用与推行,产科医疗开始走上建制化的发展道路。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9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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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回日期:2018-10-30

      中图分类号N092:R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441(2018)04-0435-11

      民初以降,随着西医理论与实践影响的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归国的西医师开始呼吁政府推进医学科学化和公共卫生事业。其中,北京的丙寅医学社着力尤多,其成员将医学科学化发展和公共卫生建设的意义从保卫个体健康,提升到强国保种、兴盛民族的高度。相应地,1928-1937年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在发展西医教育、构建独立的卫生行政体系、制定各种卫生制度、规范医师群体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尝试和努力。在此背景下,北京的产科医疗经历了一次近代化的转变过程,后因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有所停滞,至建国后产科教育与医疗开始接上这一时期的轨道得到快速发展。

      1 产科理论知识体系的转换

      我国传统胎产知识萌芽于商周之际,经春秋战国、秦汉尤其是唐、宋、明时期的发展,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辨证论治体系;出现了《胎产书》《妇人婴儿方》《疗妇人产后杂方》《逐月养胎方》《产经》《达生篇》等医学文献。这些典籍为古代的胎产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1]。其中,《胎产书》《产经》和《逐月养胎方》均列出女子怀孕后“胎相”的变化及不同月份的养胎方式与禁忌([2],页54—69)。这一由孙思邈、巢元方等医家总结并提倡的“十月怀胎”模式,通过主要经络功能来阐述脏腑变化规律,至宋代陈自明将其奉为正统。该理论将怀孕十月中的每一月视为一个变化周期,从阴到阳,历经五行;胎儿发育始于元气循环灌注于周身的每一重要经络,从内在功能到外在躯体表现均影响脏腑系统。显然,这一理论并不具有现代产科所强调的解剖学基础([3],页91)。它更多地将怀孕看作宇宙创生的过程,与西医产科学属于不同的范式。同时,尽管中医典籍中有关于胎产的上述理论知识,但临床的指导方针往往并不据此而来,而是更加依赖于超自然力和复杂的仪式;加之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在民间真正实施接生的基本是产婆,偶遇难产情况,产妇家属才延请懂理论的医生做临床指导([3],页86)。简言之,中国传统的胎产理论与基于解剖学、生理学、胚胎学等现代科学的西医产科存在根本差异,且实际助产人员所接受的中医知识有限。北京传统的胎产实践亦大致如此,产婆接生的历史虽然悠久,但民国前鲜有人接受正规医学校教育,多通过跟随师傅临床接生,获得经验,继而独立营业。某种程度上看,这为西医理论通过学校教育进入产科医疗留下了空间。民初以来,产科知识与技能的传承开始向学校教育转变,正是伴随这一过程,西医产科理论与知识以及接受过相关教育的群体开始渗透并逐渐主导北京的产科医疗。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时北京的综合性医学校和产科专门学校均开始以培养西医人才为主导,其产科教育在基础阶段均以生理学、解剖学和细菌学等西医学为重要内容。

      民国时期,北京最具代表性的医学校当属国立医学专门学校与协和医学院。清末,政府设立京师大学堂医学实业馆,已开设物理学和化学等课程,但医学传授内容仍以中医知识为主([4],页74)。1912年,教育部筹设医学专门学校,购买原医学实业馆馆舍供该校使用,任命汤尔和为校长。汤先后留日、德学习西方医学,不主张搞中西合璧,而是要办一所专门教授西医的学校([5],页17)。该校课程体系按照西医教育的要求设置,包括化学、物理、解剖学(含解剖理论、解剖实习、局部解剖、组织学理论、组织学实习及显微镜用法)、生理学、微生物学、病理学(含病理解剖学、病理解剖学实习、病理组织学实习)、外科学(含门诊实习、临床讲义、绷带实习、手术实习等)、耳鼻喉科学、眼科学等课程;其中,产科学与妇人科学课程内容包括产科学理论、妇人科学理论、产科妇人科临床讲义及产科模型实习、门诊实习[6]。1915年,该校附设产婆养成所,是为北京近代产科教育的开端[7]。该所招收18—25岁高等小学毕业或有相当学力的妇女,所习科目除德文、国文等修养课程外,医学主要课程有细菌学大意、实用检查法、绷带实习、助产学、看护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等[8]。

      协和医学院的前身——协和医学堂则一开始施行的就是西医教育模式,采用西方医学校教材。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接收协和医学堂之后,更是按美国医学教育模式推行8年学制。1925年之前,该校开办了3年预科,开设物理、化学、生物学和生理学等基础科学课程,后改为从其他大学直接招收学生,协和医学院的学习则分为临床前期和临床后期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两年,主要学习生理学、解剖学、物理学、生化学、病理学、药理学等基础理论;后一阶段为三年,一面上临床医学课,一面在医院接触病人([9],页92)。其中,经协和医学院、北平第一卫生区事务所推动开办了清河试验区,并与宛平县政府及北平市公安局协商合办了产婆训练班。该班亦以教授西医产科知识为主,侧重生理学、解剖学和细菌学等西医科学基础,具体课程包括产科生理学、解剖大意、细菌学大意、消毒学及方法概要、脐带处理方法、临床设备与手续、产前及产后护理概要、婴儿护理法、产科用具与药物用法([10],页149)。

      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是民国时期北京最早的产科专门学校,同样以现代西医学为产科教育基础。该校的创建人杨崇瑞1917年毕业于华北协和女子医科大学,1925年留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同时还曾赴欧美多国考察医学科研与卫生教育情况。1929年,在她的极力呼吁下,北平市建立了国立第一助产学校([11],页143—153)。该校的师资队伍基本由具有西医教育背景的人员构成。其中,医务主任杨葆俊毕业于华北协和女子医科大学,讲师常树新、陈桂云、陈碧玺、贾玉荣、田凤銮、屈锦琴、汤润德、周萼芬、叶式钦、于淑安等人则分别毕业于协和医学院、香港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等校,其中有五、六位曾留学欧美[12]。按照杨崇瑞的规划,该校的教学设置根据教授对象的不同,分为讲习班、本科、速成科三种[13]。以上三种类型的学生均以西医产科学为学习内容,相关课程设置包括解剖生理学、护病学、救急法、细菌学、药物学、验尿术、产科学、产科病理、妇科学、育婴学、卫生学、皮科简要、临症讲义、病室实习、模型实习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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