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回日期：2018-07-05 中图分类号N092：R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224(2018)03-0303-12 消毒是针灸临床的必要规程，这在当下看来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近百年来，针灸消毒的观念从兴起到被广泛接受却经历了一段漫长而艰难的历程。其中，医者自身知识结构的变化与对自身技术的求精是其主因，而取信于病家的心理、与西医之间微妙的争竞状态、政府法规的干预、商业利益的驱动也都裹涉其中。代表西方科学手段的针刺消毒技术受到传统针灸医者的抵触，甚至在某些特殊时期，消毒被视为是“洋气”的象征而成为医患之间身份对立的表征而受到批评。针刺消毒，在近代医疗史上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话题。 对于针刺消毒技术史的考量，目前几乎是空白，仅仅在杨洁的硕士学位论文《西医引入对民国时期针灸治疗学的影响》[1]中有较少篇幅的讨论。如果扩展到一般卫生领域，讨论中医接受细菌观念的历史，则有何玲[2]、皮国立[3]、杨念群[4]，以及余新忠[5]等学者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大概因为针刺消毒是一个“日用而不知”的概念，对于医者而言，亦属末技，所以学者的兴趣不著。本文不揣浅陋，拟对这一细小技术的来历与遭遇作一考查，并探求这一过程中社会各方力量的作用与态度。 1 古代针具的“清洁”意识 古代的针灸医生没有针刺消毒的概念，医者对针具的要求仅仅是清洁。清洁针具的目的更多的不是出于卫生，而是为了便于针刺操作以求取得更好的疗效，其基本要求是“针耀而匀”。语出《素问·宝命全形论》：“手动若务，针耀而匀，静意视义，观适之变，是谓冥冥，莫知其形。”“针耀而匀”并不能够防止针刺感染事故的发生，所以《内经》中对针刺感染有所记录，不过因为不知其原因，列为针刺禁忌。如《素问·刺禁论》云：“刺气街中脉，血不出，为肿鼠仆”，“刺乳上，中乳房，为肿根蚀”，“刺手鱼腹内陷为肿”，“刺腨肠内陷，为肿”。以上针刺事故都与感染有关，但古人列为刺禁。元代骨伤科著作《世医得效方》甚至有专门治疗针刺感染的处方：“内托黄芪圆，治针灸伤经络，脓血不止：黄芪八两、当归三两……”[6]作者并不认为“脓血不止”是感染所致，而认为是“伤经络”。 古人针刺还有以口温针的习惯，在《素问》遗篇《刺法论》的注文中有多次提到“先以口衔针令温”“用圆利针，令口中温暖而刺之”等。《刺法论》是具有浓重道家色彩的一篇文献，口令针温或许与道家修炼养气的观念有涉。元代著名的针法名篇《标幽赋》亦记录了这一方法，“口藏比火，进阳补羸”，从用词看亦保留了一定的道家色彩。杨继洲注《标幽赋》云：“口藏，以针含于口也。气之温，如火之温也。羸，瘦也。凡下针之时，必口内温针暖，使荣卫相接，进己之阳气，补彼之瘦弱，故言针应火也。”([7]，819页)将其解释为口温令针暖，以使荣卫相接。又说：“口温者：凡下针，入口中必须温热，方可与刺，使血气调和，冷热不相争斗也。”([7]，861页)《针灸聚英》称此为暖针法：“暖针：口体温针，欲针入经穴，气得温而易行也。今或投针于热汤中，亦此意耳。口温与体温微有不同，口温者针头虽热而柄尚寒，不若着身温之，则针通身皆热矣。”[8]《普济方·针灸》云：“凡下针，先须口内温针令暖，不唯滑利而少痛，亦借已和气与患者荣卫无寒暖之争，便得相从。若不先温针暖，与血气相逆，寒温交争，而成疮者多矣。”[9]从以上描述看，针家以口温针的目的不是消毒，主要是令针暖，从而与气血相和，可利于行气。《针灸聚英》所谓“今或投针于热汤中”或许有一定的消毒作用，但其初衷是令“气得温而易行”。 另外，金元时期开始有“煮针法”：用乌头、硫黄、巴豆、麻黄、木鳖子、乌梅等药同针具一起放入瓷石器内先煎一日，洗濯针具后再用乳香、没药等药水煎，最后将针具涂上松子油贮以备用。有学者认为“煮针法”是现代煮沸消毒的雏形，是世界上最早的针具消毒法[10]。这一说法并不可靠，煮针固然可以起到消毒作用，但其主旨是炼制金属以去铁毒，而非灭菌。《针灸聚英》谓：“煮针非《素问》意，今依法煮之，以解铁毒，此有益无害也。”[8] 总之，古人对针具有一定的清洁观念，令针耀而匀；大概自唐始①，针家开始了以口温针的方法，其意在令针温暖便于针刺行气，考虑疗效的成分多一些；至于制针时用药物煮针，目的是炼制金属，亦不是消毒。 2 民国时期针刺消毒的遭遇 2.1 细菌学说的传入 真正的针刺消毒是在细菌观念进入中国之后才开始的。19世纪下半叶，细菌学说传入中国。从报章杂志看，进入20世纪，关于细菌致病的讨论日渐增多。1908-1909年，晚清医学期刊《医药学报》连续刊载了细菌学说的文章，如《细菌培养法》《素因与毒力：临床的细菌学之研究》②。1910年大众传媒《申报》有丁福保译述的《新撰病理学讲义》的软文广告：“论人类所以得病之原因，论病与病状所以相关之理由，论病原所以杀人之缘故，内科外科无不具备，间及解剖病尸，以明某脏某腑所以受病之实据。此外寄生虫及细菌之形态、性质亦详载靡遗。理论精博，文词浅显，吾国《素》《灵》以来诸医籍，罕有其比，真医界中从来未见之奇书也。”[11]丁氏还于1913年至1914年在《申报》上连续发表科普文章《口腔及齿牙卫生》《寝具与卫生之关系》《尘埃之危险》《头部清洁与洒扫》《人体上无用有害之关节》《话说传染病》等。 余新忠认为“细菌学说传入以后，很快得到各阶层的认同”[5]，但在当时的中医界，部分保守人士却对细菌学说不以为然，或者将细菌与中医传统的六气学说相比附。赖良蒲《气化与细菌》云：“即如病变千般，亦无非由于六气之所感触而产生”，“夫人体之中，有是疾即有是菌，固矣，而岂知户枢不蠹，流水不腐乎？物必先腐，而后虫入，体必先腐，而后菌生乎？”“国医处方，不事杀菌，终能愈疾，而知时贤吴汉仙氏气化生菌、气化杀菌，不及六淫为细菌之源之论为不诬也矣。”[12]董修直《论西医细菌说是舍本求末》谓：“是以中医学说中，不言菌虫，只言气化，是根本实学，胜过细菌学甚多了。”[13]亦有骑墙的调和言论，如郜定扬《细菌与六气之我见》则表示：“试观吴又可所论戾气与杂气之中，屡谓时疫能传染于人，又谓疾病偏于一方，沿门阖户，众人相同，此非细菌学说而何……乃今西医不察，否认中医之六气，实为执偏过失矣。”同时又说：“西医固不能否认六气，但细菌学说，岂容中医反对哉？若必固执偏见，口不承认细菌，此为识见浅陋，井蛙不足以语海，中医之过也。”[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