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哲學基礎

作 者:
晏輝 

作者简介:
晏輝,1984年在內蒙古大學獲哲學學士學位,1998年在南開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現爲北京師範大學價值與文化研究中心暨哲學學院教授、倫理學與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政治哲學、倫理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市場經濟的倫理基礎》《經濟行爲的人文向度:經濟分析的人類學範式》《公共生活與公民倫理》《現代性語境下的價值與價值觀》《走向生活世界的哲學》等。

原文出处:
南国学术

内容提要:

世界歷史交往形式的形成,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形成的社會基礎。由資本的世界運行邏輯所導致的全球化或世界化,已成爲無須證明且必須正確應對的事實;生產、分配、交換、消费已經打破了地區、民族、國家範圍的邊界,成爲了世界性的存在。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任何一個民族和國家都必須在資本的世界運行邏輯中重新定位自己。正確、公正地看待和對待自己與他者的關係,成爲每一個地球球員必須高度重視的事情。關係與利益的並置和重疊,導致傳統觀念的變遷。在強與弱、先進與落後之間,已經沒有了以往倚強淩弱的絕對空間;相反,協商、合作、討論愈來愈成爲維持人類共同利益的政治基礎。肇始於14-15世紀、發展於16世紀、擴展於18世紀的全球化過程,基本上是在少數帝國主義國家的強勢支配下運行的。這種非平等、非對稱式的世界化或全球化,導致帝國主義國家產生了根深蒂固的優勢心理和強勢的價值觀體系。然而,隨着近五十年來“後發國家”和地區在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方面日益接近“先發國家”的整體水平,使得“先發國家”的優勢心理和強勢價值觀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或“威脅”,於是,由“先發國家”所推動的一種逆全球化、反全球化行動甚囂塵上;於是,基於人類共同的價值訴求之上的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呼聲,就變成了整個人類的共同心聲。價值哲學所能做的事情,是在現代化—現代性—全球化—共同命運這一事實邏輯之上,給出可承認和接受的價值邏輯,即對事實邏輯給出價值哲學意義上的辯護,對無價值、反價值事實給予價值哲學的批判,對人類共同命運給予價值哲學基礎的建構。辯護、批判、建構,構成了人類命運共同體價值哲學基礎的核心內容。如果說,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乃是當代人類的宿命,那麽,中國文化申的儒家倫理、道家精神也一定會進入世界文明體系之中。或許,儒家倫理和道家哲學會真正成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倫理基礎;因爲,儒道哲學既是美德倫理學,也是規範倫理學。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19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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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常意識和日常生活中,人們對全球化、現代性似乎沒有強與弱的鮮明態度——既沒有激烈的拒斥,也沒有激情的擁抱;然而,在學術討論中,卻有着強與弱兩種態度的對立:要麽全身心擁抱,要麽全方位拒斥。而正確的做法則應是,哲學的分析和理性的判斷。這也是正確看待和對待“人類命運共同體”觀念的基礎。

       一、是拒斥還是擁抱:揮之不去的現代化、現代性、現代主義

       “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判斷或命題,是基於全球化或世界化這一事實之上的。如果沒有世界範圍內的交往與合作,便沒有人類共同命運這一課題;如果沒有各種風險導致世界範圍內的交往與合作失效,“人類命運共同體”便不會成爲世界性難題。課題是事實判斷,難題是價值判斷。由於課題與難題是基於現代化乃至全球化這一事實之上的,因此,衹有從現代化的運行邏輯中,纔能理解和把握這一課題與難題。

       現代化如何導致全球化、世界化,是需要首先加以確證的事實。“現代”與“現代性”,“後現代”與“後現代性”不單純是一個概念。“現代”“後現代”是與“古代”“近代”相關聯的概念,它表明的是一個不同於古代和近代社會的新型社會形態。而在西方,“現代”與“近代”通常被當成一個概念,用來特指與歐洲中世紀完全不同的社會結構類型,而“後現代”與“現代”似乎有明顯的界限(儘管哈貝馬斯把“後現代”看成是“現代”的延續形式),因此,“現代”“後現代”更具有時間性特徵。當然,把不同社會歷史形態區別開來的不衹是時間上的前後順序,更在於社會性狀上的差異。如果不是把“現代”僅僅看作是一個與古代和中世紀區別開來的時間概念,而是視爲一個內涵極爲豐富的範疇,那就應當從內部挖掘“現代”概念的深刻含義和重要意義。從一般結構角度看上去,“現代”至少包括三方面意義:現代之所以可能的根據;基於這種根據的展開和延續所造成的後果;基於這種根據之前和之後的觀念。與這三個方面對應的概念便是“現代化”“現代性”“現代主義”,它們構成一個完整的圖像:從原始發生看,現代化具有優先性,沒有一個始自近代的現代化運動,現代性和現代主義就無從發生;現代性、現代主義本質上是作爲現代化的過程和結果出現的;而現代性、現代主義一經發生,便又作爲一個相對獨立的力量推動着(有時制約着)現代化的展開方式和延續形式。時下關於現代性問題的討論,主要集中於作爲現代化性狀的現代性、作爲現代化觀念形態的現代主義討論上,而對造成現代性、現代主義根據的現代化的研究明顯不足。這是目前“現代性”研究的一個誤區:沒有對市場的、科學技術的、日常生活的深入研究,關於現代性的絕大部分說明都是不徹底的;而一個不徹底的說明,必然會引發概念的爭論和缺乏主題的討論。這也是目前哲學研究的一個致命弱點:對歷史學、文化學、人類學、經濟學、社會學的相關成果缺少關注,剩下來的就衹有概念爭論和無主題討論了。因此,關於現代性的研究,應當採取生成論的奠基方式,即以現代性是何以可能、如何可能、怎樣可能的追問方式去釐定現代性問題。

       當這種社會性狀上的差異,與“古代”“近代/現代”“後現代”概念糾合在一起時,便產生了“古代性”“現代性/近代性”“後現代性”概念。與現代、後現代具有時間性相比,“現代性”“後現代性”概念更具有社會內容特徵。這種特徵是通過社會生產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精神結構等表現出來的。在馬克思(K.H.Marx,1818-1883)、韋伯(M.Weber,1864-1920)等人看來,“現代性與傳統社會相對立,它具有革新、新奇和不斷變動的特點。從笛卡兒起,貫穿着整個啓蒙運動及其後繼者,所有關於現代性的理論話語都推崇理性,視爲真理之所在和系統性知識之基礎。人們深信,理性有能力發現適當的理論與實踐規範,依據這些規範,思想體系和行動體系就會建立,社會就會得以重建”①。這樣一來,現代與現代性、後現代與後現代性便有了某種通釋性。在當代西方有關後現代與後現代性的論述中,這些概念經常是混同使用的。

       與“現代”“現代性”“後現代”“後現代性”這些概念相對應的,是“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概念。“現代主義”這一概念在當代學術論著中並無市場,甚至可以說人們很少使用這一概念,原因在於,人們更關注當下的生活世界,而對近代/現代化運動中形成了怎樣的社會結構和思想理論體系少有興趣;更主要的原因還在於,現代主義所指稱的社會特徵和思想體系均已成了意義不再增加的歷史文本。相反,在當代生活領域,如繪畫、音樂、建築、文學、歷史、哲學等領域,“後現代主義”“後現代”是最時髦的概念:“後現代話語甚至已經滲透到了大衆文化當中,湧現出了許多討論各種不同主題的文章,這些主題包括:後現代總統制、後現代愛情、後現代管理、後現代神學、後現代心靈、後現代電視節目等等。”②

       “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與“現代”“現代性”、“後現代”“後現代性”不同,它們主要是一種思想體系、價值觀念和生活態度,更具有主體性和主觀性;而“現代”“現代性”、“後現代”“後現代性”是對社會時間結構和社會性狀的反映和描述,更具有客體性和客觀性。依照傳統理論,當被描述的對象具有確定性、客觀性的時候,衹要用以描述對象的工具和符號正確而有效,那麽這種描述本身則可能是正確的。然而,這對自然科學來說有效,未必對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有效。因爲,一方面,被描述的對象具有多面性,描述者可根據自己的需要着重其中的幾點或一點;另一方面,描述者總是把自己的需要或價值態度附加到描述對象上,從而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描述結果。同樣,後現代主義作爲對西方當下社會生活的描述,由於描述者的理論旨趣和生活態度是不同的,而當下生活又是複雜多樣的,所以,並沒有統一的後現代主義;儘管都冠以“後現代主義”“後現代文化”或“後現代理論”的名稱,但其內容和指向卻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有人對現代性持批判態度,有人則持肯定態度。其重要意義衹在於,把現代性作爲嵌入現代社會的重要工具來呈現現代社會的內在邏輯。在此中立意義之下,現代性以及與之相關的其他概念諸如現代、後現代、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的界定或劃界就不那麽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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