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8)09-0080-09 “马克思与正义”之争虽然发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但这一问题所蕴含的理论问题，特别是唯物史观与正义的关系问题，早已存在于第二国际时期伯恩施坦与考茨基、梅林、普列汉诺夫①等人关于伦理与唯物史观的关系的争论之中，并蕴含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权利、正义和道德等的论述之中。②在一个需要强调革命的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权利、正义和道德等的态度和方式，一般不会有太多的争议。但当革命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建立起自己的政权，面临着如何实现阶级统治或社会治理时，就需要强调权利、正义和道德等的作用。 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等文本中的表述，社会主义只是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依然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还需要道德、法律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发挥作用。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正义、道德等的许多论断又似乎不能完全适用已经变化了社会现实。比如，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后，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资产阶级学者以此质疑马克思主义有关唯物史观、道德等的相关论述。欧洲各国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面前，暂时也看不到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前景，转而强调通过议会等合法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改善自身的社会处境。③ 凡此种种，都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对权利、正义、道德等诸多问题做出新的解释。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在第二国际时期，涌现了一批关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著作。如考茨基的《社会主义伦理学》、梅林的《统一的伦理存在否？》《伦理学和阶级斗争》、拉法格的《善这种思想的起源》和《正义思想的起源》等。这些著作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是出于回应当时政治和理论斗争的需要。④ 考虑到第二国际时期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道德、伦理关系的争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本文以第二国际时期为个案，考察这一时期的理论家伯恩施坦、考茨基和梅林等人在唯物史观与道德、伦理问题上的争论，在此基础上展开理论思考。 一、伯恩施坦的“伦理化的马克思主义” (一)伯恩施坦转向“伦理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因 伯恩施坦试图通过修正唯物史观，“拯救”道德、伦理，因此可将其思想称为“伦理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他任性的理论发挥，而是有着特定的现实境域，归结起来主要有如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与社会现实的变化相妥协。社会现实的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者阐明正义、道德、伦理等的作用，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将道德、伦理视为意识形态，往往没有对正义、道德、伦理等问题展开充分论述，这就给伯恩施坦等人留下了所谓修正的空间。 当社会发展现实发生变化，尤其是资本主义看上去又显得生机勃勃之时，不少社会主义者尤其是伯恩施坦等人脱离了历史语境，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过多地强调了经济基础之上的历史必然性，进而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论证是某种“宿命论”。因此从现实语境出发，他们希望从道德、伦理层面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加以价值论证。 同时，当对社会的整体把握不仅需要从物质生产层面出发，而且需要从道德、文化等层面出发时，就不能仅仅对后者采取一贯的否定态度。面对社会现实变化以及资产阶级学者的质疑和批判，不仅需要在理解辩证法的基础上阐释道德、伦理在唯物史观中的作用，更需要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完成阐释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伦理基本主张的理论任务。但显而易见的是，正是在否定辩证法的基础上，伯恩施坦修正了唯物史观，更是歪曲了道德、伦理的作用。 第二，在资产阶级的批评前退让。不论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还是在资本主义阵营中，都存在着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讲正义、道德、伦理，唯物史观与其存在冲突的观点。第二国际时期，社会和经济条件的改善似乎印证了资产阶级的改良主张，一些小有名气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也为此攻击马克思主义，认为唯物史观拒斥道德，否认一切道德诉求，马克思主义存在道德空场或人道主义空场的观点广为流传。⑤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可以为了阶级利益而采取任何违反道德的行动。由此阶级斗争理论被冠以反人道主义的罪名。这种指责马克思主义存在道德、伦理空场的观点在一定范围内也为当时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同，如伯恩施坦等人就持有这种观点，这也是其后来转向“伦理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之一。 第三，同资产阶级的理论相调和。资本主义社会“渴望”道德、伦理，新康德主义适逢其时地满足了这种需要。19世纪中后期，德国哲学面临种种危机，不少人把康德哲学视为走出这一危机的福音。1865年，奥托·李普曼首次提出“回到康德”的口号，在当时德国哲学界受到了追捧，标志着新康德主义的产生。80年代之后，新康德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界中蔓延开来。康德哲学固有的二元论性质，很适合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需要。借助二元论，他们不仅可以声称自己尊重科学，又可以为宗教信仰保留地盘，用宗教的温情和幻想麻醉劳动群众的革命意识和反抗情绪。[1](p.42) 在新康德主义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并在工人运动中受到一些欢迎(受不可知论的影响，不少工人理论家公开怀疑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前提，不承认社会主义运动存在着能够由科学加以确认的最终目标)之时，引入新康德主义似乎可以给马克思主义注入“新鲜血液”。第二国际的部分理论家就试图以新康德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主张“回到康德那里去”。如，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赫尔曼·柯亨反对社会革命，提倡通过道德说教和改善人性来改善社会；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之一康拉德·施米特则倡导用康德的认识论纠正“黑格尔诗化形而上学的错误”，[2]重构马克思的社会认识论。但是，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那些号召‘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学生，至今没有提供任何东西来证明这种转变的必要性，也没有提供任何东西来清楚地表明：用新康德主义丰富马克思的理论，可以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好处。他们甚至没有完成首先落在他们肩上的任务，即详细地分析和驳斥恩格斯给予新康德主义的否定评价。”[3](p.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