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张承志发表《旗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至今，张承志的文学创作已经走过了十八年艰难跋涉的旅程。在他从事文学活动的初期，其创作路子已经出现了与现实主义文学主潮分流的倾向。到1993年《心灵史》问世以后，张宣称他竖起了一面中国文学的旗。张所树立的，实际上是一面浪漫主义文学大旗。从他丰硕的创作业迹中，我们欣喜地看到源远流长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在中国新时期能以延续并获得发展。 新时期文学已然形成现实主义文学占据主潮、各种新潮文学争奇斗妍的总体格局，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浪漫主义文学无论从理论到创作都不如现实主义乃至现代主义红火，也有其深刻的时代原因。在这种情势下，张并非自觉却又是踏踏实实地在开拓一条浪漫主义文学的曲径，个中缘由，恐怕只能从作家精神结构内部寻找。正因为如此，有关张的浪漫主义话题就更具诱惑人的魅力，吸引笔者不揣浅陋入门问津。 一 张创作的始发体裁是小说，最能显示其艺术才华的文体也是小说。虽说他近期宣称“厌恶了小说”而更钟情于诗和散文，但几个重头作品如散文体长卷《心灵史》和几部诗体中篇小说都不是单纯的诗或散文，而是一种复合体裁文本，其中仍然包含了较多的小说因素。张写小说开始并未与现实主义分离，而且直到最后也未完全放弃写实再现的艺术方式，但表现与抒发的方式明显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其浪漫主义艺术也从稚嫩日益走向成熟。我们通过小说几个方面主要表现手段的嬗变可以明显看到其进展成熟的轨迹。 作为小说文体，人物塑造无疑是艺术创造的核心，这一规律对于哪种类型的小说都同样适用。区别只在塑造人物的造型方式不同。我们来看看张小说人物造型的特点。 张的小说中有这样几个重要的人物系列 第一类形象是草原小说中推出的蒙族女人形象。占据这类形象的核心人物是老额吉。张的蒙族女性有从幼年到老年的一个系列，但其中的幼年、青年、中年女性都不过是额吉形象的延伸和补充。与文坛年龄相近的一拨作家一样，张亦有过一段知青生活经历。他作为回族的后裔下放到蒙族牧民之中，在艰难生活中与蒙族人民建立起了亲如骨肉的深厚情谊。在七十年代末知青作家以社会反思政治反思为题旨创作了大量现实主义佳作的文学环境中，张也曾以写实手法通过特定时代的政治事变与社会冲突再现经验世界中的人物。于是就有了《旗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北望长城外》、《刻在心上的名字》这样一类作品，额吉在《旗手》中首次亮相，它的意义，只是浅显意义上的“人民”这一概念的文学代号。张很快觉察到了这类作品的拙笨稚嫩，发现朴素的写实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优长。1981年《黑骏马》问世，两代蒙族妇女成为这部中篇小说的主人公。额吉作为母亲的代表，其内涵已从政治学社会学本位上撤离，成为生命本体上母性的象征。到长篇小说《金草地》中，额吉这个人物最后完成。《金草地》是长篇小说《金牧场》删削修改后出版的一个文本，关于这部小说的修改缘由及得失，我在下文还要涉及。 《金草地》完整地展示了额吉饱经苍桑的人生经历。她少年时期是个瘫子，被捆在马上放羊长达十年。十八岁时与一个好心的瞎眼男人私奔到外蒙古的阿拉杭盖，四年后男人去世，她带着儿子迁回家乡阿勒坦努特格。不久，家乡遭遇灾荒，额吉与乡亲们被迫大迁徙至异乡定居。额吉虽历经几度迁徙，心中却始终藏着一个解不开的情结：无论前路如何坎坷一定要回归自己的家乡——那珍藏在心灵深处的金色牧场。文革中，由于政治环境和自然环境的险恶，牧民们在异乡的生存受到威胁，额吉决定率领乡亲们大走场迁回家乡。他们耗时四年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阿勒坦努特格对岸，但家乡却拒绝接纳这批游子。面如死灰的额吉陷入极度绝望之中，她又一次成了无根可依的游牧，等待她的只能是又一次前途未卜的迁徙。 额吉这个人物在作家心中有一个很长的孕育过程。他怀着草原义子的深情，“年复一年的描写那个老太婆，手写酸了，心写累了，还是顽固的写着”，但他又说自己“用了二十多年才搞清了她。”这当然不只限于搞清了这一个具体人物，而是通过对这个人物理解的深入，张完成了对一个游牧民族精神本质的把握。张为额吉这个人物规定的生命形式，是终生终旅无穷无尽的奔波迁徙；而她却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人生信念，就是对于回归“黄金牧地”的不懈追求。这里的“黄金牧地”作为一个终极目标的代称显然早已超脱了它的具体含义而成为一个民族浪漫理想的象征。一个蒙族普通牧妇不可能具有如此高品位的精神素质，张显然是用自己的主观情思浸润了这个人物，用自己的理想升华了这个人物。从这个人物的造型上，我们明显看到了浪漫型艺术主观抒情性对客观再现性的颠覆。 如果我们的观照范围从张小说的女性人物身上移开转向男性世界。则可发现，这种颠覆在男性世界的“旅人”形象系列创造中表现得更为坚决。我这里所说的“旅人”指的是一个艺术集合体。在他的前期小说和后期诗体小说中，旅人形象都占据着重要的艺术位置。在小说中。它们不断的变换身份。有时是牧人（《雪路》、《顶峰》、《春天》的主人公），有时是知青（《金牧场》、《黑骏马》中的男主人公），有时是大学生（《北方的河》的主人公），有时是青年学者（《大坂》、《金牧场》、《九座宫殿》的主人公）。在诗体小说《黑山羊谣》、《海骚》、《错开的花》中，它们则从作品的表现客体而转化为抒情主人公。这些人物虽然身份各异，在作品中所占艺术位置也不同，但都具有相似的生存方式和相近的精神气质。"I am on the road again"（“我又走上了道路”）是他们生命律动的主要方式。他们都是孤身一人踏上人生长旅，为完成某项人生使命奔向一个既定目标。他们奋斗的阶段性结局往往是半途而废或彻底失败，但他们绝不气馁更不会停顿稍事休息后又"on the road again"。他们高傲孤独藐视俗众，有丰富自足的感情世界和坚定成熟的人生信念，即便是普通牧民也有勤于思索的思维特点和耽于幻想的心理习性。这些旅人的人生旅途并不平坦，然前路的坎坷主要不是来自政治冲突和社会争斗，而是源自自然界的艰难险阻和自身的软弱彷惶。他们在与自然界的抗争和与自身弱点的较量中显示出强健的男性伟力。作者在这类形象中高昂主体精神，使它们具有了超常的艺术力度，展示出了浪漫主义艺术的特殊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