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被称为“新生代”一代作家的邱华栋的最初了解，并不是他的小说创作，而是他与刘心武发表在《上海文学》1995年8期上的一篇对话，这篇对话的部分文字至今仍然有不同的议论，在某种程度上，这段文字表达了刘心武对邱华栋小说的看法以及邱华栋和他的小说人物对物欲都市的部分期待，他们的这段对话如下：“刘心武：像你的作品表现一种对现实非常难能可贵的认同，同时又有一种青年人对在当前剧烈变革社会中的焦虑感，你的焦虑是因为城市中有那么多汽车、大饭店、别墅、豪华场所，而你的小说中的主人公没有拥有或没有全部拥有。邱华栋：我本人也非常想拥有这些东西，当然什么时候我才能得到就不好说了。我表达了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中很大一群的共同想法：既然机会这么多，那么赶紧捞上几把吧，否则，在利益分化期结束之后，社会重新稳固，社会分层期结束，下层人就很难进入上层社会了。”对这段对话我除了听到私下的一些议论外，也读到了余开伟先生的批评文字，他认为：“这是一段坦率得十分可爱又十分可悲的内心独白，真实反映了崇尚世俗化的晚生代作家及其支持者典型的心理状态。”余开伟的批评应该说是相当尖锐的。 起初，我对刘心武和邱华栋的对话颇不以为然，在这个时代，危言耸听和自以为是比比皆是，人们不过是率性表达想法而已。而这个时代又充分提供了这种表达的可能，但对它的可靠性持有必要的警惕则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诗人王家新家里的小型聚会上，我认识了年轻的邱华栋，后来，他送来了他的主要作品，我们有过两次有关当前文学和他个人创作的交谈，当我阅读了他的主要作品之后，证实了我的上述看法并非僭往。邱华栋对现实并非有“难能可贵的认同”；而邱华栋个人的表述也不完全等同于他的小说。 邱华栋的小说写的基本是都市青年，或者是栖居北京的外省青年群体，小说人物的这一身份定位，使邱华栋的小说明确地区别于北京传统和当下的地域小说，他没有承传老舍，也没有延续王朔，而是以自己独特的人物和方式表达着他对北京当下部分生活的感受和看法。这不仅使作为小说作家的邱华栋有了明确的个性特征，也使我们有机会在他的叙事中领略了北京另一种我们并不熟悉的当下生活，以及比我们更年轻的一代人对这种生活既兴致盎然又忧心忡忡的矛盾心态，对充满物欲的都市，既想占有自己的份额，又想保持自己曾经有过的那份向往，既有“青春赌明天”的自信，又有一试身手后的失望与感伤，这种“既／又”的矛盾，便构成了邱华栋小说的内在紧张和张力，从而也使他的小说在一个层面上生动地传达了这个大变动时代边缘青年的欲望与心态。 邱华栋的小说大多以“我”作为叙事者，他以全知的叙事方式讲述着他的北京边缘青年的故事，这些青年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北京，时代的变迁也使北京和人们对北京的认识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邱华栋笔下的主角们作为后来者，已失去了父兄们的冲动与庄重，拥挤的北京对这些外省青年也早已熟视无睹，他们既不可能占据重要位置从而真正进入北京的生活，同时他们又不甘心命运的随意安排，听凭自己被悬置于喧嚣的时代大潮之外，然而他们又一时无力改变自己艰难的生存和压抑的精神处境，于是这些初来乍到的年轻人便首先以感伤的情调怀念和重寻校园的理想主义。《环境戏剧人》中，作者深情地写出了他的怀念：“我和我的伙伴们又回到了我们的母校，前几年我们从这里离开，现在我们又回来了，我们不太爱怀旧，但一看到那幢爬满了爬山虎的，诞生了无数个明星的宿舍楼，我们都情不自禁热泪盈眶。”他们诅咒讨厌城市，在《城市中的马群》中，叙事者愤然地说： 城市是什么？城市是一个盲目自信的大胖子。城市永远都糊里糊涂而且睡眼惺忪。城市就象是一块肿瘤一样地膨胀着，可是他们包括我为什么都要冲到这该死的城市中消失呢？ 年轻人在城市中迷失了自己，“生活在这座乱烘烘的城市里，他没有一天感到过幸福。”于是，他要回到自己的“马群中”。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主人公乘着夏力车寻找着他的“马群”，旧梦在后，而他驱车向前，他掠过城市的许多经典场景，与各式城市人不期而遇，诚实的汽车司机、年轻的妓女、上访的乡村妇女、摇滚青年以及退休的政治家，马群的寻找者虽然找到了他的“马群”，然而，他们已经变成了“各种各样的马，他们都怀着各种疯狂的想法。”然后上路了。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不可能在城市寻找到他校园的理想和浪漫，于是，他也陡然变成了一匹城市的“骏马”。在《所有的骏马》中，一个被命名为林格的喜欢夸夸其谈的青年，说出了一段相当精彩的话：“他说，巴尔扎克时代与现代的中国有某种相似性，其中有一个叫拉斯蒂涅的人物，他原来什么也不是，后来他出入于巴黎上流社会，周旋于贵妇人的石榴裙下，终于爬到了银行家兼政客的地位，乔可，咱们要向他学习，在北京那样该死的可怕的地方站住脚。”这几乎成了邱华栋小说中北京外省青年的行动宣言。在一个没有理想的物欲都市，年轻人在校园培育起来的脆弱而浪漫的想象，几乎不战自溃。为了生存也为了欲望，他们迅速地调整了思维和方向，其目标简洁而明确，这就是《环境戏剧人》的主人公所说的：“我必须要进入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这样一个社会迅速分层的时期，我必须要过上舒适的生活，我想这是我和许多年轻人的想法。可每一次出入大饭店，我心中总是有更强烈的失落感，因为那里已经没有一件东西会真正属于我。”于是，在邱华栋的小说中，迅速出现了各种平面人，《公关人》、《时装人》、《钟表人》、《别墅推销员》等作品中的人物，即表达了邱华栋对他所熟知的青年迈向目标的行动。物质占有欲成了最强烈的支配力量。如果邱华栋对这种行动仅仅作了合理性的辩护亦或仅仅作了中性的表达，那么，邱华栋所表达的意向显然是值得商榷的。然而，正如前所述，这只是他表意策略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许是更为重要的，这就是邱华栋对缺乏必要节制的物质占有欲的反省与批判。或者说物质生活并不是人的生活的全部，人的物质欲望满足之后，也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拯救，有时甚至恰恰相反，当满足了物质欲望的同时，却失去了更为重要的东西，这种矛盾与悖论，被生活无情地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