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313.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8)06-0088-15 汉字“中华”一词，自古以来就在东亚世界广泛而频繁地使用着，在今天中国和日本的各种信息传播渠道中仍然经常见到，但是，在当代中国和日本国各自的语境中，这个概念的含义却并不相同。 在中国，“中华”概念经历了曲折的古今流变：最初是华夏族对其所居住之地的美称，即相对于四周蛮夷而位于天下中央(黄河中下游)的文化昌明之地；之后是中国历代皇朝对其统辖区域的誉称；到近代，“中华”一词逐渐褪去自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色彩而失去其概念的最初内涵，成为近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名称和国家名号，例如“中华民族”、“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①。可以说，在现代中国的语境里，“中华”并不带有妄自尊大和民族歧视的涵义。 在近世以前的日本，除去个别情况，“中华”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保持着与古代中国语境中相同的涵义，而且当时的日本人在使用这个词时，多少带有尊敬和仰慕之情。但在当代日本，工具书对“中华”的解释却与当代中国语境中的“中华”涵义不同，例如《日本国语大辞典》对“中华”的定义是：“位于世界中央、文化最为先进的国度之意。特别是对于建立了黄河流域古代文明的汉民族把周边诸民族称呼为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来说，这个词语是汉民族自诩位于世界中央、为最开化民族的自夸之语，也指他们居住的地域。亦称中国、中夏。”②其他工具书对“中华”的解释与此大同小异③。与当代中国语境中的“中华”相比，当代日本语境中的“中华”一词不仅保留了本初涵义，而且因为内含自民族中心意识(尤其是汉民族中心主义)的倾向而涂上一种批判的色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由“中华”派生出的“中华思想”(Sino-centrism④)一词，已被使用得近乎泛滥。主要表现在两个领域：研究东亚古代史的学者多用“中华思想”表示古代中国王朝同周边国家和民族关系(放到中国语境中就是“华夷观念”)；而一些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学者经常用“中华思想”指责、批判当今中国政府在处理国际政治和国内民族关系问题上表现出的“以自我为中心”、“妄自尊大”和“大汉族主义”态度。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对日本学界的这种流行做法鲜有探讨，近年来随着大陆学界对古代东亚世界研究的深入，有学者已经触及“中华思想”的说法，表现出强烈的不解和质疑，甚至转化为批判⑤。对于“中华”一词在当今中日两国语境中出现不同理解的情况，笔者尚未发现相关的专门研究。 那么在日本语境中，“中华”一词含义的转变始于何时?转变是如何启动和展开的?其转变的内在动因是什么?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探讨的主题。在古代东亚，“中华”作为凝结了文化昌明、世界中央、王化德治等诸多意涵的称谓，长期为中国所垄断。但随着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播到整个东亚世界而成为一种“普世文化”后，“中华”也就暗含着走向异化的契机：一是从中国本土的知识体系中上升为东亚世界内普遍运用的概念，二是在中国域外的东亚国家使用时被重新诠释⑥。特别在近世日本，思想家们追求日本主体性的热情日益高涨，他们在面对“中华”这个从中国舶来而且是称赞中国的词汇时表现出了特有的关注和焦虑，从而将“中华”的概念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异化。于是我们看到，“中华”在近世日本被演绎成一曲多重变奏：既有人坚持将其作为夸赞中国的美称；也有人将其迎至日本，作为笼罩在日本国体上的荣耀；还有人将其限定在中国本土的同时加以批判和否定。其中，第三重变奏最终渐强，成为“中华”概念变迁的主旋律，并且为近代乃至当代日本语境中的“中华”概念奠定了基调。这一过程本文会在后面详述。 可以说，“中华”在近世日本走出了一条奇特的语言变质道路，这一概念的移步换形所映射出的，是近世日本主体意识不断发育的谱系。而当我们从思想史的视角去审视近代以来的东亚国际关系史时就会进一步发现，当德川诸子疾驰在“去中华”的心路上时，中日之间正在经历“地虽近而心渐远”式的分离⑦。这种思想上的长时段裂变，在将日本从中华文化边缘者的身份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将日本人内心深处积压了千百年的文化压迫感和自卑感，酝酿成对中国的逆反心理，进而为近代以后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崩溃埋下伏笔。换言之，“当代东亚国际关系的横向失和在相当程度上植根于纵向的历史纠葛。”⑧基于此种认识，本文有理由将“中华”这样一个词汇提到概念史和思想史的交界面上，从中挖掘更丰富和更深刻的认识。 一、“中华”概念的构造 早年，日本学者那波利贞曾经指出“中华思想”的三重特质，即“文化昌盛”、“天下之中”和“王道政治”⑨。台湾学者黄俊杰亦提出“中国”(“中华”)为一“概念丛”(ideas complex)的观点，指出其内含“政治中国”、“地理中国”和“文化中国”三重构造⑩，与那波氏的论述不谋而合。但是，这三重构造的关系是怎样的?它们之间是如何结合成一个完整概念的?层次的变动又会给概念带来怎样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