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20(2019)01-0072-13 1992年，西方学术界为纪念雅典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出版了一系列论著。对于西方学术界纪念活动中的意识形态倾向，黄洋教授已做了评论，指出雅典民主政治的诞生实际是一个长期过程，梭伦、克里斯提尼和埃菲亚尔泰斯都可能被视为民主政治的创立者[1](P123-125)[2](P16-25)。如埃伦伯尔格早已意识到的，“除非由某个强力机构一次性构建，否则一个政体的起点根本就没有固定的日期。它在成长，人们通常可能提到成长过程中的若干事件，其中这个或那个可能被视为真正的奠基行动”[3](P515)。就古代民主政治的起源来说，政治实践先于表达它的话语产生，且希腊城邦作为公民共同体，制度上都有或多或少的民主因素，所以雅典民主政治到底发端于何时，争议不免更大。目前的看法中，最早的年代几乎与城邦的萌芽同时，晚者到公元前403年，梭伦、克里斯提尼、埃菲亚尔泰斯、伯里克利都曾被贴上民主政治创立者的标签。本文无法讨论所有相关看法，只期望对自古典时代以来西方有关民主政治起点的研究做一个简要的学术史回顾，介绍几种代表性看法，以有助于中国学界对该问题全面的认识。全文共四个部分，分别是古代希腊人的认识，格罗特与雅典民主研究的转折，新转向和最近的进展。由于著述众多，笔者只能选取其中最主要的观点和论著。不当之处，祈请学界师友不吝批评指正。 一、古代希腊人的看法 最早论及雅典民主政治发端年代的是古典时代的希腊人。第一个对这个问题明确表达看法的是“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叙述西库翁僭主克里斯提尼选婿、最终雅典人麦加克莱斯取得胜利时，他特意补充了一句，“由于这次的缔婚而生下了给雅典人确立了部落制度和民主政治的那位克里斯提尼”。在此之前的第5卷，希罗多德已经叙述过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及其影响，并且宣称“权利的平等，不是在一个例子，而是在许多例子上证明本身是一件绝好的事情。因为当雅典人是在僭主的统治下的时候，他们在战争中并不比他们的任何邻人高明，可是一旦他们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就远远地超越了他们的邻人”。所以如此，是“当他们受着压迫的时候，就好像是为主人做工的人们一样，他们是宁肯做个怯懦鬼的，但是当他们被解放的时候，每一个人就都尽心竭力地在为自己做事情了”[4](P379，457)。 希罗多德的评论，一方面表示克里斯提尼创建了雅典民主政治，同时也暗示，克里斯提尼时代的民主本质上与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一脉相承，都是多数人的统治，都来自阿尔克麦翁家族的“功绩”。随之衍生的问题是，在雅典那么多的政治家中，希罗多德何以对克里斯提尼情有独钟，认为他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奠基人。对此现代学者提出了许多证据，认为克里斯提尼改革确立了雅典民主的基本制度，使公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并通过陶片放逐法保卫着新生的民主政治[5](P75-112)。但是，克里斯提尼之被希罗多德作为民主政治的奠基人，或许还有另一层原因：当时雅典的政治以及他与阿尔克麦翁家族的关系。对此我们的确缺乏有力的直接证据，但间接的和环境的证据，暗示我们的猜测不是全无道理。 希罗多德本人是否到过雅典，我们没有明确的当时人的证据。但他对雅典事务的熟悉，以及他对阿尔克麦翁家族特殊的态度，让我们有理由认为，他的确到过雅典，而且与伯里克利有过交往。《历史》对雅典在希波战争中作用的肯定，以及对阿尔克麦翁家族异乎寻常的“偏爱”，都暗示希罗多德与雅典关系密切①[6](P264-280)。埃伦伯尔格认为，希罗多德特别提到伯里克利的世系，是希望以此表明，前一个阿加利斯泰生下了民主政治的奠基者克里斯提尼，后一个阿加利斯泰生下了一头狮子，引领雅典走上了强盛之路。“这段对个人致敬和吹嘘的杰作，既暗示了伯里克利的伟大，也暗示他乃母系一方，尤其是阿尔克麦翁家族之最伟大者——改革家克里斯提尼——政治传统的继承人。”[3](P528)作为雅典最伟大时期的领导者，伯里克利与克里斯提尼一脉相承，也的确值得希罗多德如此肯定。 不过，希罗多德的意见并不是雅典人唯一的看法。约100年后，当亚里士多德写作《雅典政制》时，民主政治的奠基人变成梭伦了。在他看来，由于梭伦禁止了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规定任何人都有自愿替被害人要求赔偿的自由，最重要的，是人民有向陪审法庭申诉的权利，让人民拥有了投票权，成了政府的主宰，“从这时候起，民主政治才开始”。克里斯提尼改革虽然重要，但总体上是让雅典“政制比梭伦政制要民主得多”，不具有创始意义；埃菲亚尔泰斯和伯里克利的改革，使得“政制变得更加民主了”[7](P12，26，31，45)。因此，到亚里士多德那里，梭伦取代克里斯提尼成为民主政治的奠基人。 亚里士多德论断的变化，明显与公元前5世纪末及其以后雅典政治的变化有关。关于梭伦具体的政治作为，希罗多德几乎只字未提[4](P13)。修昔底德的记录透露了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兴起的关于先祖政制的辩论，以及梭伦被赋予的角色。远征西西里的舰队全军覆没，极大削弱了雅典的实力和威信，不少盟邦公开暴动，波斯帝国也开始加入斯巴达一方对雅典作战。雅典因人力损失严重，财政陷入窘境，在战场上陷入被动[7](P34)。指挥战争的民主政府内外交困，合法性受到怀疑。此前被流放的阿克比亚戴斯称，只要雅典人改变民主政体，则他有能力使波斯成为雅典盟友。对雅典人来说，如果能够赢得波斯的支持，则战争仍有可为②。不过，如修昔底德意识到的，要说服雅典人改变政体并非易事。所以，在推翻民主政治过程中，政变者除借用欺骗和恐怖手段外，还打出了回到先祖政体的旗号。就在决定废止民主政治的公民大会上，皮索多鲁斯提出了改变政体的具体动议，克莱托丰随后提出修正案，“主张当选的委员也应当研究克里斯提尼在其创建民主政治时所制定的那些先祖法律，这样，他们在听取这些法律之后，就可以做出明智的决定，其理由是克里斯提尼的政制有似梭伦政制，并不是民主的政制”[7](P35)。这可能是第一次把梭伦和克里斯提尼并提，并且认为两人创造的政制都不够民主。不过，当时的雅典人或许并不清楚梭伦和克里斯提尼的政制到底是什么样子，因此需要“研究”。虽然四百人政制仅延续4个月，但梭伦、克里斯提尼和先祖政制从此成为雅典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口号，民主派和寡头派都企图加以利用。当雅典最终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败，与斯巴达订立的和约中规定的所谓先祖政制概念并不明确，“平民党企图保持民主政治，但是，属于政治小团体的贵族们以及和平之后才由放逐中归国的人，却力图建立寡头政治，而不属于任何政治集团但在其他方面声望绝不亚于其他公民的贵族们，则旨在恢复先祖政制”[7](P39-40)。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先祖政制，此时已有了与公元前411年不同的含义。在前者那里，克里斯提尼和梭伦的政制都不民主。但在后者这里，先祖政制可以被理解为寡头制、民主制之外的一种政制。由于民主政制迅速恢复，先祖政制从此被用民主的含义加以解释[8](P1-98)。根据他们的看法，“梭伦的政制所以失败，是因为它过于领先于时代了。僭主时代，它被削弱成空洞的形式。在他们被驱逐后，克里斯提尼稍加修改，重建了民主政治”[9](P6)。于是到公元前4世纪，梭伦和克里斯提尼逐渐并列为民主政治的建立者。更多的时候，梭伦较克里斯提尼更加突出[10](P242-259)。这种传统影响了公元前4世纪的阿提卡史家，他们根据民主派的传统，重构了梭伦作为民主派政治家和民主政治创立者的形象[11](P113-115)。他们的观念影响了把阿提卡史家作为主要资料的亚里士多德，因此，到公元前4世纪末，梭伦地位凸显，成为民主政治的第一创立者。自公元前5世纪后期以来，雅典人还发明出民主政治的其他创立者。这些看法显然不如希罗多德和亚里士多德影响显著，但对雅典民主的学术仍有一定影响，其中之一是传说中雅典的统一者提修斯成为一个民主风格的君王。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他是“倾向民众、放弃王权的第一人”[7](P2)。将提修斯视为民主君王的最早记载见诸欧里庇德斯。他借提修斯之口宣布，“我们的城邦是一个自由的城邦，不是被一个人统治着。人民每年里轮流着执政，不给富人优越，穷人有同等的权利”[12](P189)。后来的普鲁塔克基本接受了亚里士多德和阿提卡史家的意见，认为提修斯“许诺建立一个没有君王的政府——一个民主政府，他本人在其中继续作为战争指挥官和法律监护人，而在其他一切事务上人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13](P24)。这样看来，早在古典时代，有关雅典民主政治的发端年代已经存在三种不同说法。早者从传说中的提修斯开始，晚者到克里斯提尼。但前文的回顾也表明，随着希腊历史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历史有越来越悠久的趋势。对希罗多德而言，雅典民主政治是克里斯提尼改革的产物；对公元前5世纪末尤其是下一个世纪的雅典演说家而言，梭伦在民主政治的起源中最为重要。到罗马时代，普鲁塔克把提修斯变成了第一位民主派的君王。希腊人的看法，成为后世有关民主政治起源讨论的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