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8)12-0153-13 王德威认为：五四其实是晚清以来中国现代性追求的收煞——极匆促而窄化的收煞，而非开端。没有晚清，何来五四?①甲午海战作为晚清社会的标志性事件，也因此被学界称之“过渡时代”的起点。梁启超曾言：过渡时代者，希望之涌泉也，人间世所最难遇而可贵者也。有进步则有过渡，无过渡亦无进步。②在“过渡时代”，对旧制度的幻想和对新思想的渴求相互抵牾，报刊作为社会启蒙的媒介，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之相对应的是，启蒙者的组织形式颇有差异。德国历史家里夏德·范迪尔门(R.van Dülmen)提出社会启蒙的三个重要的媒介和机构，一是启蒙者建立了他们思想的团体，在一个受到保护的空间里讨论；二是他们创建了超越所有等级界线的非官方的团体，有广泛的书信往来；三是一个早就建立起来的期刊业和不断扩大的文学市场，尽管有检查制度，但它仍然成为独立的文化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③而以甲午海战为标志，中国进入“过渡社会”之后，其主要变化有二：一是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一是新的社群媒体——知识阶层的出现。④然而，在甲午之前的数十年间，新式报刊已在中国传播数十年，却一直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影响。而甲午一战，却成为知识分子主动利用报刊的“转捩”。李仁渊认为新式传播工具在1895年以后的政治化是最主要的关键。⑤可见，报刊传媒作为“过渡社会”呈现的“思想纸”“政治纸”，乃是推动现代性的重要动力。正如王汎森所言，每一个时代所凭借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都有或多或少的不同，人们靠着这些资源来思考、整理、构筑他们的生活世界，同时也用它们来诠释过去、设计现在、想象未来。⑥甲午时期，报刊作为“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的作用，随着时局阽危所面临的严重困境，而逐步受到了读书人的关注，而报刊的价值与功用，也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体现出来。 正是由于甲午海战的标志性意义，在过往的研究中，报刊成为论者阐述清末社会思潮的基本史料来源。尽管张灏、王汎森、罗志田、王德威、潘光哲、李仁渊等学者都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新式媒体对知识分子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但以往对甲午海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相关人物、战局及其影响的探讨。对报刊读者的主体研究较为少见。而甲午时期，报刊的传布并不广泛，读者数量也非常有限。因此，对于这一时期的报刊阅读，很少有人关注。而恰恰是之后流行的一些反映甲午海战的书籍，如《中日战史》《中东战记本末》等，为更多的读书人所了解。如王闿运在1896年10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看《中日战纪》，全无心肝人所作也。”⑦然而，从新闻文本本身的角度看，甲午之前报刊如何吸引读者并逐步向城镇社会扩张，甲午海战如何被报刊报道，如何经由各种途经被读者阅读并逐步认知，报刊营造的舆论如何影响到读者对时局的研判，这些“历史的想象”是否可以通过读者这一主体来进行“还原”，或者说，我们能否通过部分读者的读报记录来反映报刊在这一事件中所起到的媒介作用，从而在读者的亲身描述中来回溯事件的进程。基于此，本文通过甲午时期一些士绅的日记、回忆录乃至抄报记录，至少可以部分地呈现甲午前后的一些新闻细节，体现出报刊传媒在塑造新闻场域的同时，拉近了读者与历史事件的时空距离，反映出波谲云诡的时局对读者思想世界的影响，从而为我们理解甲午海战为何作为“过渡社会”的肇始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一、甲午之前报刊发行、传播与阅读 在1880年代，宗教报刊就比较注重开拓发行渠道，增设发行网点，以吸引更多的读者。如《甬报》创办之始，就声称：“外埠如上海、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宜昌、重庆、牛庄、烟台、北京、天津、杭州、温州、台湾淡水、厦门、福州、汕头、广州、琼州、北海等处，均有寄卖。此外各埠有欲寄卖者，均函致宁波北岸钰记钱庄甬报馆开明台住址，照数奉寄。”⑧可见，该报的发行网络已通达全国重要城市和交通较为便利的通商口岸。 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前，广州的报刊对当地社会的影响日益深刻。由于《广报》《述报》《中西日报》等报注重刊登本地新闻，尤其关注社会新闻，由此形成了“地方文化空间”，并对地方文人产生较为强烈的吸引力，《广报》在创立之初，就将广东新闻列为新闻的重要内容，置于论说之后，占到新闻版面的一半以上。特别是广州社会新闻的报道较为频繁，使读者能够及时了解“身边的故事”。为了增强阅读的时效性，《广报》规定：“本局所出报章，凡本城地方，向例皆即日派到，以供快览。如即日未有报送到者，即是派报人之误。”⑨本城读者可以看到当天的日报，这在当时已非常难得。 而创刊于1886年的天津《时报》，则非常注重发行，规定“每纸取大钱十文，所有送报人均优给工食，不准加价，并于城厢内外专托铺户悬有寄卖《时报》招牌，以便诸君就近购阅。”⑩光绪十四年(1888)正月二十五日，途经天津的文廷式，便有机会读到《时报》，并记载“云南地震，死万人”(11)的新闻。文廷式夜宿紫竹林之“佛照楼”，在天津停留的时间不长，但却在旅途中读到当地报纸，这也说明在天津寻获《时报》并不特别困难。 《时报》注重发行时效和读者反响。对于天气原因所导致的报刊发行延误和缺失，《时报》特地进行说明：“本馆抄报前因天水雨淫，地水河涨，以至驿程阻水，猝非力所能为。计所及施京津之间，轮蹄绝迹者累日，迨月之二十二日……加以设法变通。嗣后当无断续，至所缺抄报，亦经陆续补登。”(12)这一申明，是力图消除读者的误解，加强与读者的联系和沟通。由于深受洋务运动的影响，《时报》注重翻译和刊登外洋新闻，并力图在全国各地设立代销处，扩大在读者中的影响。该报宣称：“凡省会……海外如朝鲜、台湾、日本，尚有店铺公所、提塘报馆，愿为本馆经销《时报》者，望在本埠觅一保家，来馆订定，即当按日如数将报寄上”(13)可见，该报已推向各省会城市和海外市场，表明它要进一步寻求更广泛的关注，获得更多读者的青睐。对于《时报》推广阅读的诉求，作为读者的张佩纶有着特殊的感受。他在1889年7月14日的日记中记道：《时报》中有盘谷氏者，拟余为陆立夫、何根云，评之曰：“误国殃民，伤天害理。”夫误国何敢辞?下六字则非其罪也。此盖不逞之徒造言泄忿，其意以要人多阅《时报》，借此倾之耳，可笑可鄙。(14)这位好议朝政的“清流”，在看到《时报》对自己的议论后，大为愤懑，他将《时报》对自己的非议视为“扩大销路”之策，虽有些主观臆测，但也反映出《时报》以言论获得读者关注的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