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五四运动给青年群体带来的政治光环消失殆尽。那时的文学作品描绘青年精神状态时，常使用“苦闷、绝望、彷徨”等词汇，报纸杂志上经常刊载关于青年自杀、求学失业、恋爱婚姻等问题的文章，社会上所谓的“青年顾问”纷纷登场，给青年们开具各式“药方”。在众声喧嚣中，青年问题的讨论模糊了青年问题的本质和实态。与此相对，心理学、教育学家秉持科学的态度，在事实调查的基础上分析青年问题，提供了积极的解决方案，但是，这类学术实践活动一直被我们所忽视。 以舒新城、杨贤江、张文昌和周先庚为代表的心理学者、教育学者，在引进介绍国外“青年期”理论的同时，普及青年期知识，通过对中国青年问题的实际调查，形成一系列解决青年问题的新方案，为青年提供指导和帮助。这些深入青年群体的调查和研究，留下了丰富的记录，成为今天了解当时青年问题的珍贵历史文本。本文拟从青年问题调查的社会背景，研究者的学术渊源、知识结构、研究方法等方面深入解读四份调查文本，检讨这些调查的科学性，以及作为历史资料的青年问题社会调查，在多大程度上呈现了青年群体遭遇的人生困境。 一、“青年”何以成为“问题”？ 青年学生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股新兴力量。随着清末科举制的废除与新式教育的兴起，青年学生向城市集中，他们在校园内学习生活，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青年文化。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登上社会的舞台，担负起挽救国运的历史责任，引起社会各界瞩目。同时，中学数量和学生数量也迅速增加。1915年，全国有中学校444所，学生69 770人；到了1923年，学校增加到738所，学生数量多达115 548人[1]。虽然青年群体力量崛起，个体的青年却处于迷茫和不安的情绪中。沪江大学1934级学生邹鸿操称，他在青年时代过着“幻想、苦闷、冲动、恐怖、悲观、感叹”的生活。家庭制度、国家社会的黑暗、前途未卜以及生理冲动等因素对其思想产生巨大冲击，造成他持续的失眠和精神疲乏[2]。无独有偶，郑超麟回忆其在中学毕业后也时常莫名其妙地感觉苦闷[3]。青年的“烦闷、苦恼”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极为常见。 同时代的研究者认为，这些“烦恼”意味着青年对社会的“不适应”。人在青年时期的身心发展具有跳跃性，对社会的责任与对爱情的向往，随着性的成熟而萌生出明确的意识。但青年既不了解社会，又不明白身体发育所引发的心理变化，常常遇到心理适应方面的问题。因而，青春期又被称为“危险时期”[4]。这一时期，青年如果遇到特殊环境刺激，平日的生活习惯不能适应突发的困难，导致青年问题的出现[5]。因此，研究者们从青年生理心理变化与社会环境变动两个方面探究青年问题的发生机制。 到了中学阶段，自我的观念逐渐萌生。廖世承指出：“人世间可喜可忧可爱可憎的事情，渐渐地来萦绕青年的心志”[6]，由此青年问题产生。张文昌则强调，青年内心所形成的新观念、新要求、新兴趣，如“好活动、好交际、好自我表现，求知欲旺盛，同情心扩大，性欲的刺激，情的奔放”等，是导致青年问题的深层心理原因[7]。从以上论述可知，研究者们已注意到青年期心理特征，这与20世纪早期霍尔青年期理论在国内的传播密切相关。 青年期的发现是现代心理学发展的产物。1904年，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将进化论引入心理学研究领域，认为个体发展重演了人类的发展阶段。青年期(Adolescence)是一个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在青年期后期，个体重演的是现代文明的起始阶段。因此，霍尔认为，“青年期是新生命之开始，从这时候起，有更高等、更完全的人性产生出来”[8]。1908年霍尔将原著《青年期》一书的精华部分摘出，新增一章“道德和宗教的教育”，出版了《青年期：教育、养成与健康》(Youth：Its Education，Regimen and Hygiene)一书。随着“青年期”概念引入中国，“青年问题”从一种讨论话题变为科学研究对象，可以说，在“青年期”概念传入之前，中国人并不清楚有所谓青年问题，更谈不上研究了[9]。1922年，杨贤江在《学生杂志》发表了《第二诞生期：人生第二危险期》一文，介绍霍尔理论的核心观点，阐明了何谓第二诞生期。1929年，杨贤江以“李浩吾”为笔名，翻译出版中译本《青年期的心理与教育》。因原著文字晦涩，且是删节版，杨贤江翻译时遇到许多困难。所以，他参照了和田琳熊翻译的日文版。从引证文献来看，国内研究者关于青年生理、心理特征的论述，明显受到霍尔青年期理论的启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科的赵廷为在《青年期的研究》一文中介绍国外青年期研究的概况，多处引用霍尔的观点[10]。杨贤江撰写文章《中等教育与青年问题》时，借鉴了霍尔关于青年期的年龄划分。廖世承则为了论证性欲和青年心理的关系，运用了霍尔的观点归纳青年期特征。可见，霍尔的学说深刻影响了国内青年期研究，引导国内学者从青年期心理和行为特征的角度来阐释和分析青年问题。 国内知识界也认识到了霍尔学说解释青年问题的局限性，青年的“不适应”情绪，不仅仅是青春期心理和生理变化的结果，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1938年，吴泽霖翻译E.B.伦特(E.B.Renter)的《社会学观点下的青春期》(The Sociology of Adolescence)。E.B.伦特认为，现代社会的复杂性造成了青年面对相互矛盾的“各类社会标准”时无所适从[11]。此时，国内学者也发现了社会环境与青年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张文昌将“青年问题”归结为社会环境刺激下的行为[12]，杨贤江则在近代中国社会的语境下，进一步提出：“何以中国青年从前不发生问题？”他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青年生活在被压制的环境里。20世纪前的青年认同传统社会道德，因而在社会标准适应方面没有明显的矛盾和冲突，而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影响了青年生活。(1)辛亥革命前后，青年加入革命党，组织学生军，青年群体气势浩大。政治偶像推翻以后，剪发、废除旧历，青年自身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2)新文化运动反对旧制度，推广白话文，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知识阶级觉醒了。(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和五四运动爆发，引起全国学生空前的活跃，从此，青年好动、革新的特点完全显露出来[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