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众科学素质变迁的年龄效应与世代效应

作 者:

作者简介:
丁太平,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公共认知、政府决策。

原文出处:
青年探索

内容提要:

民众科学素质的提高,不论是对于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还是对实现国家的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全面了解我国居民科学素质可以为相关科普、文化政策的制定提供有效的依据。本文从“中国城市居民科学文化素质调查”的20年截面数据出发,将民众的科学素质变迁分解为世代效应与年龄效应,观察中国居民尤其是青年群体的科学素质变迁。结果发现,不同年龄、不同世代群体的科学素质变化程度不同,青年群体不论在科学素质总体水准,还是在二十年间的科学素质变化上,均比其他年龄群体具有较好的表现。对此,本文从提升基础教育投入、发展继续教育、增加科普教育普及度的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19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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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8)06-0033-15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8.06.003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论是在经济发展方面,还是在人民生活方面都获得了重大发展,这一重大发展也意味着未来发展方向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意味着国家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发展,社会领域的发展也需要获得同样的重视。实现社会领域的发展意味着对全民素质的高要求。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即是全民科学素质,作为全民素质的重要部分,全民科学素质一般是指对必要科学技术知识的了解,对基本科学方法的掌握,以及对科学思想与科学精神的崇尚。可见,提高全民的科学素质,不论在个人方面,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还是在国家层面,实现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以及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6年国务院颁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年)》亦指出:“科学素质决定公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前提,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础,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足见国家对于全民科学素质的重视。

      我国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培养和提升人民的科学素质,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提出要“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而将科普工作提高到了中央的高度。2002年颁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成为我国全民科普教育的法律根基。不仅如此,国家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关于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若干意见》,不断建立并完善我国科普领域的政策体系,形成了我国全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新模式,即以政府为主导、多部门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人民科学素质建设工作格局(李群等,2017)。

      全面了解我国民众科学素质可以为相关科普、文化政策的制定提供有效的依据。为此,如何设计出科学的科学素质测评指标与方法成为关注重点。这一方面,有关政策与做法均旨在科学测量与分析我国民众的科学素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先后依据全国抽样调查,对我国民众的科学素质水平进行了九次调查。2016年4月科技部、中宣部联合发布的《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不仅为科学地测量全民科学素质提供了测量标准,也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提供了实践指导。

      而基于时间维度来看,我国官方重视提升民众科学素质的政策实践可以追溯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94年颁布的《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从1994年到现在,民众的科学素质在时间维度上呈现何种变化,当前民众科学素质经历何种变迁则少有研究关注。因此,从历时的维度观测全民科学素质,尤其是青年人在不同时代的科学素质水平,将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基于此,本文将从“中国城市居民科学文化素质调查”的20年截面数据(Cross section data)出发,观察中国居民科学素质的变迁。依据“年龄-时期-世代”(Age-Period-Cohort;APC)分析角度,将民众的科学素质变迁分解为世代效应与年龄效应,以观察中国全民科学素质的内在变化过程。这一分析过程形成三个递进问题:第一,中国旨在提升全民科学素质的政策举措经历了哪些变迁?第二,20年间全民的科学素质总体上呈现了什么样的变化与趋势,其人口学特征如何?第三,这一变迁中的年龄效应与世代效应如何。

      二、我国提升民众科学素质的政策阶段

      我国一直以来重视提升民众的科学素质,这一系列的政策举措主要体现为科普与科学教育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从传统科普向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转变。郑丹、高金辉(2008)认为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政策主要经历了初步发展阶段、全民科学素质建设过渡阶段与全民科学素质建设阶段。

      (一)改革开放初步发展阶段(1976-1993年)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科学技术作为重要生产力提到了重要的高度,《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上也明确指出:“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在这一阶段,国家将全民的科普工作提高到中央的高度。对此,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将我国的科普工作界定为“围绕四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面向生产,面向群众,面向基层”,以贯彻落实中央对科学和教育工作的要求(王顺桐,1994)。此后,相关的全民科普政策也陆续出台。在1980年代,相关政策如中共中央的《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都在中央层面和立法层面确立了提高青少年科学素质的主要手段。而至1990年代,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这些法规、政策为提高全体中国人的科学素质提供了法律与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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