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青年的工作方式、职业生涯不断变化，在原有职业群体转型发展的同时，也适应社会治理时代、网络信息时代的背景，产生新的青年职业群体、青年发展群体。关注青年不同类型群体的发展变化，既是推进青年成长成才的需要，也是汇聚社会创新发展力量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间之河川流不息，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遇，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年。”[1]我们既要用青年的视角看待社会，也要用社会的视野看待青年，把握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青年及青年群体的研究，从改革开放以来受到较多的重视。改革初期，共青团中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建立“青年研究所”，并通过“庐山会议”等开展“新时期青年与青年问题”研究，那时对于青年工人、青年农民、回城知青、大学生青年等群体的关注比较多。李培林在《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提出：“群体是人类生存和生活的最基本形式，从家庭、部落、组织、社区一直到社会，不管人类是在原始的、野蛮的还是文明的状态下生活，谋生群体形式总是人们实现‘福利最大化’的必要条件。”[2]中国改革开放40年引发社会结构的转型，也引起青年群体的变迁。美国社会学家怀特的《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一书的出版，引起我国青年研究者的关注，促使更多关于青年群体研究的成果产生。张永杰、程远忠的《第四代人》从代际分类探讨青年群体的变化；李路路、李汉林的《中国的单位组织：资源、权力与交换》对“单位制”影响及其单位青年发展特点进行分析；刘俊彦主编的《青年与青年社会组织》对社团青年有较为系统的分析；廉思主编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对“北漂青年”群体进行了分析。近年来，关于网络与青年群体变化的研究成果增多。马中红、陈霖《无法忽视的另一种力量——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对新时代青年群体进行探究；朱丽丽等的《数字青年——一种文化研究的新视角》对新时代青年群体的分析更为深入；张耀铭、张路曦撰文《互联网驱动的青年与社会变革》对于网络青年群体的迭代发展及其促进社会变革进行分析[3]。由此，关于青年群体研究的领域越来越丰富，从传统机关单位青年、事业单位青年、国有企业青年、大中学校青年，到非公体制的外资企业青年、私营企业青年、社会组织青年等等，表明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促进了青年群体的多样化。网络时代来临，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为青年群体掌握生活新技能、掌握社会新话语提供了特定的背景。沈杰等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青年发展状况研究》中分析：“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通过互联网将自己与他人、社会和世界相连，他们的生活由此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4]所以，依靠互联网技术、信息资源获得生存与发展空间的新兴青年群体得以诞生和发展。 本文主要通过“文献研究”方法和“观察研究”方法把握青年群体的变化趋势，参考青年群体研究的文献和观点，梳理出中国新生代的三个主要群体类型：单位青年、社团青年、云养青年。并尝试对这些青年群体的产生条件、现实状况、发展前景进行分析，从而描绘新生代典型青年群体的“塑像”。与此同时，把握青年群体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探寻青年群体发展对社会创新的作用。 一、“单位青年”的变迁 “单位人”及“单位青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概念，原来特指在国有单位(包括国有机关单位、国有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单位)工作的青年。改革开放之后，“单位”的概念不断变化和延伸，“单位青年”的涵义也不断演变。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单位青年”的形成和发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所有制类型多样，既有“公家单位”，也有私营企业、自谋职业，等等。逐渐地，到1956年“公私合营”之后，非公有性质的企业和机构大多数被“合营”到公有体制之中，极少数被解散、遣散。这样，城市的“单位化”和农村的“集体化”就成为中国人包括青年工作生活的基本状态。李路路、李汉林在《中国的单位组织：资源、权力和交换》中解释说：“中国的‘单位组织’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这种独特现象是指，大多数社会成员被组织到一个个具体的‘单位组织’中，有这种单位组织给予他们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合法性，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控制他们的行为。单位组织依赖于国家(政府)，个人依赖于单位组织。”[5]“单位青年”获得所在单位的全面管理和保障，包括思想教育、职业发展、生活保障、名誉奖励，等等。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单位”成为政治运动、阶级斗争的场所之一，青年在单位中不断经历政治思想的较量和个人品格的冲击。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单位青年”的发展历程，早期的单位仍然以提供职业生活及其管理为主，后来不断附加政治管理功能和日常生活功能。改革开放以前，城市“单位青年(仍有少部分“集体青年”)和农村“集体青年”就是最主要的群体，“学生青少年”是预备走向成年之后进入“单位青年”或“集体青年”的力量。 (二)改革开放后“单位青年”的演变 改革开放冲击了“单位青年”的“铁板一块”状况。一方面，在原有计划经济特色“单位青年”之外，出现了非公有制的“体制外”青年；另一方面，原有“单位青年”的职业生活之外的思想发展、日常生活也获得相对多样化、灵活性的空间。不同类型群体在职业发展、日常生活中对自我的判断和评价就有了差异。李春玲等在《境遇、态度与社会转型——80后青年的社会学研究》中分析：“从不同职业群体的技术能力来看，以国家干部、企业主、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组合起来的80后第一类职业群体在技术能力上也具有足够的优势，有84.31%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需要技术能力，80后办事人员群体中的比例为75%，80后个体工商户中的比例为48%，80后城市工人中的比例为63.75%，而在农民工和农民群体中认为自己工作需要技术的分别为41.22%和3.03%。”[6]改革初期，国有体制“单位青年”与非国有体制“单位外青年”是区分非常明显的两个群体，现在往往以“有了单位、有了岗位”作为就业生活的保障。因此，广义的“单位青年”既包括“国有单位”(国有机关单位、国有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单位)中就业的青年，也包括“混合制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等单位就业的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