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8)09-0025-10 冷落正义的祭坛， 却向兽神叩首。 ——弥尔顿《失乐园》第一卷 2018年5月29日是美国杰出的政治理论家、享有盛誉的苏联问题专家、“马克思研究(Marx Studies)”知名学者罗伯特·查尔斯·塔克(Robert Charles Tucker，1918-2009年)百年冥寿。由于塔克在2010年7月29日逝世之前，其代表性著作尚无一部被译介到中国，所以，他在生前在中国并没有什么广泛的学术影响。1995年，中央编译局的学者编译了一部名叫《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下)的译文集，[1]由于该译文集收录了塔克的两篇论斯大林主义的论文，所以便把他的名字署在南斯拉夫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米哈依洛·马尔科维奇之后作为这部译文集的第二作者，这是他第一次在中国“直接露脸”①，等到他第二次“露脸”的时候，他留下的已经是遗容了。塔克逝世后，《中国社会科学报》在8月份发表了一则包含塔克生平与著作的讣告式消息，其全文如下： 美国著名苏联问题专家罗伯特·塔克逝世 7月29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荣誉退休教授罗伯特·塔克(Robert C.Tucker)因肺炎在家中病逝，享年92岁。塔克曾是美国研究苏联问题的权威，出版过在美国学术界享有盛名的有关斯大林的传记作品。1918年5月29日，塔克出生于美国的堪萨斯城，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塔克曾在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工作了九年。他在莫斯科的工作经历使他对俄罗斯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并对他此后几十年的学术研究和教学产生了很大影响。1963年，塔克成为普林斯顿大学首任俄罗斯研究项目主任，也曾出任该校国际和地区研究委员会主席，并教授“苏联外交政策”“政治领导力与个性”“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共产党的政治体系”等课程。塔克撰写过两本斯大林传记，即1973年的《革命者斯大林》(Stalin as Revolutionary：A Study in History and Personality，1879-1929年)和1990年的《斯大林当政》(Stalin in Power：The Revolution from Above，1928-1941年)。塔克曾因《革命者斯大林》一书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提名。此外，塔克也对马克思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写过《卡尔·马克思的哲学与神话》(Philosophy and Myth in Karl Marx，1961)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The Marxian Revolutionary Idea，1969)两本书，还编辑过《马克思恩格斯读本》(The Marx-Engels Reader，1972)。 这篇并不全面的介绍使中国知识界第一次对塔克有了一个基本认识。②正是塔克的去世造成了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出场”。这或许有欠公平，但对真正的思想家而言，死后的声望才是真正值得享有的荣耀。塔克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斯蒂芬·科恩教授在一篇纪念性文章中刻画了作为一位卓有建树的学者的四方面特征：首先，与美国其他学者不同，塔克不仅仅是一个专家，还是一位具有深厚哲学功底的完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正是宏阔的哲学视域而不是意识形态偏见塑造了塔克的学术路径；其次，与西方一般的大学教授不同，塔克不仅利用自己在苏联大使馆工作的独特条件研究苏联现实问题，而且广泛而深入地阅读俄国历史文献，使得他尤其擅长于历史性的比较研究；其三，塔克对斯大林主义的探索不是抽象的，也不局限于政治方面，而是提升到心理和文化层面进行深度剖析；其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塔克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冷战时代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给他的研究带来的影响，能够比较客观而真实地在学术层面上反思苏联政治与文化中的深层次问题。斯蒂芬·科恩甚至说：“塔克热爱俄国，而且，他从不怀疑俄国人具有根本性革命和民主变革的能力。”[2]可以说，正是由于塔克具有这些独特的素质和优点，才使得他在辞世后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与重视。近年来，随着塔克几部重要著作的中译本的相继出版，③中国学术界对他的了解和认识也日益深化；人们不再仅仅把他看作一位冷战时代定位于思考大国关系而进行苏联问题研究的权威专家，而是基本上认同塔克的好友和学生对塔克的“盖棺定论”，认为他是一位在马克思研究领域做出了“原创性贡献(seminal contributions)”[3]的理论家。这意味着，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已经超越了米胡·阿基姆20世纪70年代末将塔克的著作武断地指认为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念的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作品”[4]的狭隘眼界，从而给真正从学术层面深入考察塔克在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上作出的有价值的思考与探索开辟了充分的空间。 不论是谈论塔克充满浪漫色彩的个人经历还是谈论他可圈可点的学术事业，都不能略过1944年。实际上，在塔克去世后的第三天(2010年7月31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刊发的两份讣告中都提及了1944年这个重要的节点，因为，正是在这一年，塔克被美国国务院选派到美国驻苏联大使馆担任大使馆随员，也是在这一年，在刚到苏联一个月之后，塔克在观看柴可夫斯基的歌剧《黑桃皇后》时与演员叶夫根尼娅·佩斯特列佐娃(Евгения Пестрецова)相遇并一见钟情，而恰恰是塔克与叶夫根尼娅的爱情与婚姻鬼使神差地促使塔克走上了以研究苏联、斯大林和马克思为事业的思想道路。本来，塔克为美国驻苏联大使馆服务的派遣期是从1944年到1946年，也就是说，1946年他就要返回美国了。也许他会重新回到母校哈佛大学继续从事哲学研究，④也许他会服从国务院的分配到政府部门工作，或者干脆回到自己的父母在老家密苏里州的家具公司，而这些选择都不会与马克思主义发生什么关联。然而，出人意料的是，1946年他在办理妻子叶夫根尼娅的签证时遭到拒绝，拒签的理由是，按当时的苏联政府规定，在苏联与外国人结婚的苏联公民不准许离开苏联。这一挫折不仅使塔克继续滞留苏联七年之久，而且，正是这种“挫败感给予了他透视苏联领袖的决定性的和具有影响力的洞察力”[5]。在1944年，当塔克第一次遇上美丽动人而又“天性活泼”⑤的俄国姑娘叶夫根尼娅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他的命运冥冥之中已经注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