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8)06-0050-08 《心灵与形式》(A lékékésa formák)1910年首次以匈牙利原文公开发表，稍后陆续出版了德文、意大利文、英文译本以及中文节译本①。从出版时间来看，它是卢卡奇第一本公开出版的著作。但从写作时间来看，则稍晚于《现代戏剧发展史》。也因此，有论者认为《现代戏剧发展史》是《心灵与形式》的准备稿。实际上，若置以卢卡奇一生所致力于的物化(Verdinglichung)逻辑框架之下来看，就不难发现，如果说《现代戏剧发展史》是立足于物化逻辑的出发点即“客体化”来探讨戏剧的社会学问题的话，那么，《心灵与形式》则游离在客体化(物化逻辑的第一个阶段)和对象化(物化逻辑的第二个阶段)原则之间，也即对随笔(或论说文)这种文学样式进行尝试性的哲学分析。这样的尝试，无疑标志着卢卡奇从文艺青年时代的前一个阶段也即《现代戏剧发展史》为代表的“戏剧青年”时代向“随笔青年”时代的过渡，同时也是青年卢卡奇开始从经齐美尔中介的新康德主义，开始逐渐向(经韦伯和布洛赫中介的)黑格尔主义转变(当然，这个转变更为明显的继续是在随后的《小说理论》中)。 换言之，物化逻辑在《心灵与形式》中，是一个过渡性时期，即《现代戏剧发展史》中的客体化(Objektivierung)原则(通过齐美尔的货币中介的启示，获得了文化、特别是戏剧中介的指认)已经开始向《小说理论》中的对象化(Gegenstandlichung)原则(文化中介的小说形态)转移。也就是说，《心灵与形式》是在客体化原则和对象化原则之间来审视心灵与形式的关系问题，这样的审视，已经不再单纯地指向对作为客体的形式的(相对于心灵)疏离和对立的确认，而开始关注客体的客体化问题——如果说前者，也即客体化原则是对主客体分离本身的关注(表现为如《现代戏剧发展史》中前现代的史诗和悲剧形式与现代市民社会戏剧形式的分离的关注)，那么，后者也即对象化原则则是对这一分离现象本身的再客体化，是关于客体的客体化。与前者主要关注客体的“出走”相比，后者更关注“回归”；从认识论角度来看，前者如果是一种(自我)主体意识的产物的话(一种肯定意识)，那么，后者则是对这种自我意识的再意识(一种反思意识)。当然，《心灵与形式》中借助于“心灵”和“形式”概念对主客体关系的上述探讨，还没有达到后者也即对象化原则的境界，而是走在朝向它的路上。 一、走向对象化原则的结构图：心灵、形式与生活 心灵(Seele)与形式(Form)，无疑是《心灵与形式》的核心范畴。而要理解它们及其关系，又必须先了解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那就是：生活(Leben，也译作生命)。实际上，正是借助于对这三个基本概念的探讨，卢卡奇力图从二元对立的康德式的单向的客体化原则中走出来，转而向更具有联合性(总体性)、互动性(也因此更加黑格尔化)的对象化原则出发。 首先，形式是心灵与生活之间的中介。“形式”被作为一个(居于心灵与生活之间的)中介概念的引入，为卢卡奇走出客体化原则、走向对象化原则奠定了重要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基础。因为，形式概念在卢卡奇这里，并不是齐美尔或狄尔泰那里的与生活(以及心灵)相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存在，而是一个中介，是被认为彼此对立的双方(或者多方)相遇的场所，而且这一相遇还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这就是为彼此双方(或多方)的自我实现提供了契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形式概念，和卢卡奇后来的总体概念，在基本旨趣上是一致的，即为主客体辩证法提供一个概念化把握的可能。简单地说，在卢卡奇这里，形式就是辩证法，就是总体辩证法(如果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卢卡奇的形式概念的“不同寻常”——相对于经验实证主义的形式主义路线来说)。 所以对于卢卡奇来说，“形式”是心灵借以向生活发问的“声音”。是心灵与生活之间的重要中介。是客体化向对象化转换的重要枢纽。于是，以随笔(Essay)这一具体的“艺术类型”(或“批评”)为例，他探讨了具体形式(特别是艺术形式)能否一方面以“统一体”(Einheit)的方式保持对生活进行“抽象”和“调整”的权力，而另一方面又不至于堕落入绝对的形而上学。戴上“形式”(特别是“随笔”牌的)“眼镜”或“助听器”之后，就可以以艺术(Art)和科学、表象和意义相结合(而不是二元对立)的方式来观察、倾听、理解和表述这个世界了，如此，“看到”“听到”“认知到”和“表达”的世界也就不一样了：因为艺术可“以其形式影响我们”，即通过“传递”向生活的“提问”(Fragen)，让日常生活“问题化”，然后借助于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而推动生活不断走向“心灵和命运”。②因此，与传统哲学(如在柏拉图的对话那里)相比、甚至与刚刚讨论过的“戏剧”相比，“随笔”这种艺术形式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不一样，比如，向生活的提问方式变了，即由过去的“直接”提问变成了现在的“间接”的或有中介的提问；再比如，答案也变了，即答案不再是空洞的、昏睡的(预设式)确定性，而是呈现在“丰富”而“热烈”的“每一个人的每一次体验(Erlebnissen)之中”③，也就是说，问题变得更加间接了，答案也变得更加不确定和多元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