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其本质内涵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并由此创造和发展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有人认为，“中国化”与“中国的”虽然不是矛盾对立的，但它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水准上的区别”，其中，“中国化”体现的是“中国制造”，而“中国的”强调的则是“中国创造”①。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得要领的。其实，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目标和最终成果，也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会打上中国的烙印，必然是一种具有中国特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西方学者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种谬见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的德国，它吸收了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特别是继承了德意志民族的重要哲学遗产，实现了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变革。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任何哲学思想一样具有民族性，但是与其他狭隘的民族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精神、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要求、表达了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诉求，因而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世界性的哲学，并能很快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进入20世纪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主要是通过民族化来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纷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国本民族的实际相结合，相继创造了一系列一脉相承而又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形式，如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越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古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20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促成了更为深刻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许多民族、国家中生根、开花和结果，从而不仅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深刻地改变了这些民族、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是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乃至整个现代世界哲学和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 20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也引起了许多西方学者的关注和重视。从20世纪中期开始，一些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特别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研究，并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表了两种很不相同的看法。 一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异端”论，即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端”或变种。它以美国学者施拉姆、迈斯纳、魏斐德等人为代表。这些西方学者认为，欧洲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机械论的、经济主义的教条，它不承认上层建筑的任何作用。而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代表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多地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影响，它重视上层建筑的重要作用，因此，相对于经济决定论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非正统的、乌托邦的、理想主义的、意志论的“异端”或变种。施拉姆认为，在整个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思想的全面影响日益突出，其“中国民族风格”最典型的表现方式就在于强调道德价值的作用和教育的重要性、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②。他指出：“毛式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即人的意志与客观因素二者相比，他更重视人的意志。”“他(毛泽东——引者注)在谈到他的部队中游民成分比例很高的时候说，唯一可以补救的办法就是加强政治教育‘来改变这些人的素质’。这种认为经过一定的教育，农村游民可以变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认识是极端唯意志论令人吃惊的反映，它最终导致了‘主观可以创造客观’的观念。”③迈斯纳认为，毛泽东注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立场，但也强调人的意志在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作用，这种“唯意志论”冲淡了渐为人们所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变种的毛主义的决定论色彩，因为毛泽东不仅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甚至还对历史‘客观规律’的作用持怀疑态度。他说：“毛主义是以唯意志论为特点的，它相信用正确的思想和觉悟武装起来的人民能够克服物质障碍，按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改造社会。”④总之，在这些西方学者看来，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欧洲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施拉姆甚至用“与世隔绝”一词来形容毛泽东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⑤。 另一种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复制”论，即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过是欧洲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复制品”。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在与前述“异端”论争鸣的过程中作为其对立面而提出来的。持这一看法的西方学者，早先有德国学者魏特夫、美国学者佩弗和沃尔德等人，晚近主要有澳大利亚学者奈特。不过，魏特夫、佩弗和沃尔德所谈论的是整个毛泽东思想。例如，魏特夫断言，毛泽东思想并没有什么独创性的贡献，它不过是列宁主义思想、斯大林立场、第三国际立场的复制品⑥。与这些人不同，奈特主要是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角度立论的，因而他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为了反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异端”论，奈特比较系统地考察了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介和途径，尤其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直接影响的李达的著译活动。奈特指出，李达从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哲学家和理论家那里接受并且介绍到中国的观点，“尽管经济基础仍然在总体上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其中，上层建筑有能力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因而对历史变革的一般进程和方向产生一定的影响”⑦。“无论是来自日本还是欧洲，李达翻译的众多马克思主义著作都包含着一种清晰的模式。这些著作无一例外都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等同于一种机械论，这种机械论声称经济领域完全不受各种上层建筑的影响。它们都主张经济基础是历史和社会变化中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它们又都承认社会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本质这一唯物史观的前提；政治、法律、文化、意识、艺术、文学和哲学都被看作是能够在历史变化中起作用的，正如它们能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⑧在奈特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异端”论者们臆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欧洲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所谓的“鸿沟”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如果以20世纪30年代普遍的正统苏联哲学为评判标准的话，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是非常正统的，而通过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研究这一中介，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代表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是完全一致的。奈特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纯属于“中国的”，毛泽东作为一名哲学家的原创性是“有限的”，毛泽东的哲学观点并不“新颖”，“这些观点可以沿着长长的谱系追溯到欧洲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⑨，因而它们不过是对欧洲的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有观点的复制或重复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