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化到数字化：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异化理论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8)11-0105-10

      我们被技术操纵简单化了。进入数字操纵阶段之后，这一简单化进程变得疯狂起来。①

      ——让·鲍德里亚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如今智能技术、大数据、云存储、区块链技术正在日益改变我们的生活，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这种超级加速度带来的不仅仅是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和智能进步，也让生活于其中的活生生的人有种无所适从的眩晕感。加速度已经超过了我们的忍受力，我们不仅被绑定在一个不知道开往何方的高速的装置之上，我们的心灵也要承受身体上的冲击和震撼。加速！加速！数字时代让我们呕吐出自己的灵魂！这种状况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词语：异化。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带来了巨大便利的同时，我们的灵魂也被这种技术革命疏离化。这或许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人物哈特穆特·罗萨高呼的“新异化的诞生”。我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曾提到，今天，卢卡奇关于物化的判断或许已经沦为了明日黄花，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异化，是一个全新的异化形式，即数字化。不过，在做出这个断言之前，我们需要回顾一下思想史上关于物化的论述，也只有在概念史的光谱下，我们才能更清晰地看见今天数字化技术带来的新异化形式，对于今天的数字化生存意味着什么。

      一、对象性活动的分离：早期马克思的异化问题

      关于异化或物化问题的探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文本。在笔记本I中，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进行了无情的挞伐，而他手中的批判的武器，实际上就是异化。在现象学层面，马克思首先给异化概念做了一个描述性的判断：

      按照国民经济学的规律，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的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武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蠢，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②

      这段话显然不能纯粹从字面的文字来诠释。我们知道，这个时期的马克思尚未十分深入地研究资本主义内在现象，还不能从国民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内部来揭示资本主义的秘密，在这个意义上，1844年的马克思的批判还停留在外在批判的层次上，他从一种抽象的观念哲学出发，来鞭笞国民经济学的事实。倘若如此，马克思的异化问题的起点，实际上并不在于他所批判的国民经济学，而是在于他在这个阶段所持有的观念哲学。正是从某种观念的设定出发，马克思将国民经济学中所呈现出来的事实作为一种异化或者物化的现象来批判。那么，现在的问题是，马克思在这里所持有的观念是什么？

      在这段文字之前，马克思曾说过这样一个问题：“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③怎么理解这句话？简单来说，一个工人，在马克思看来，在其劳动过程中，将自己的一部分生命力转化为一个外在的产品，工人付出的越多，所创造出来的，作为其对象出现的产品就越强大。举例来说，当一个工匠生产一张木桌，当这张木桌从原木开始，经过开锯、刨花、拼装等流程，制作出来的桌子凝结着这个工匠的生命力。在这个观念下，工匠的生产过程是一个生命力的转移过程，活的生命力从具体的工匠身上，转到了生产的物质对象上，当工匠完成了制作木桌的工作之后，凝视着这张木桌，他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毫无生气的死的物质，而是一种将活的生命力凝结在这个产品当中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工匠的生命力外化了。工匠与这张木桌的关系，就类似于古希腊时期的塞浦路斯国王皮格马利翁对自己所雕刻的象牙少女雕像的凝视，简言之，工匠对于木桌，皮格马利翁对于少女雕像的欲望关系，是一种生命力外化的关系，是自己的生命力的对象化。因此，马克思说：“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④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词，并不是物化(Verdinglichung)，而是对象化(Vergegenstndlichung)，对象化意味着，一旦这张木桌作为一个产品出现，它就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物质，而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与人建立了某种关联，人的活动将生命力凝结在这张木桌之中，木桌一旦作为产品出现，它成为与人相对立的凝结着生命力的物质，是工匠生命的对象化和外化。

      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节中马克思提到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它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ndliche)活动”⑤的意义。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虽然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头尾倒置的状况扭转了过来，但是，费尔巴哈所理解的物，或者他所感性直观到的物，是一种与人的实践活动完全无关的物。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无法理解他所在的莱茵地区出现的樱桃树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物质，而且也是因为莱茵地区商业发展，产生的需求让人们从其他地区将樱桃树移栽到莱茵地区的一种历史现象，即樱桃树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对象化的凝结，在那里凝结着人类的历史活动的生命力。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认为，所出现的物或者说被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对象性活动的产物，对象性活动产生的不是自然物，而是生命的外化和转移，让居于我们内部的生命可以外化为一个可以被直观的对象，即对象化。木桌就是这样的对象化的产物，而工匠之所以关照和凝视出现在他面前的木桌，正是因为木桌不是与之毫无关系的自然事实，也不是他的需要，而是他的生命的外在化凝结——即对象化。进一步而言，对象化的物质在工匠的凝视和对产品的使用中，让生命返回自身，工匠的身体和生产出来的物质融合为一个整体，这样，生产的产品和工匠的活动构成了一次生命的循环，生命从工匠的生产活动中外在化，创造出对象化的产品，产品中凝结了工匠的活的生命力，成为异于工匠存在的对象，在工匠的使用活动中，对象作为一种扬弃的力量返回到工匠本身，从而完成了从自我到对象化再到自我的生产循环，而这个生产循环，实际上就隐藏在这个阶段的马克思的逻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