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曾经多次强调，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两个理论成就，同时也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关键。但目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哲学革命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的现象。因此，就本身的实际内容，探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哲学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对整体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并克服将马克思主义再度形而上学化或实证科学化的倾向，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观念与实际状况 “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说是马克思一生用力最多的理论工作，同时也体现了马克思十分独特的思想视角。按照马克思本人《德法年鉴》时期的宣言，“批判”之为“批判”，指的是“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是“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是向世界“喊出真正的斗争口号”。①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的由来，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也有明确的描述，核心在于对“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亦即市民社会的解剖，而这种解剖首先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展开的。② 一般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文献，主要是《资本论》及其手稿。但从内容进展的角度来看，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包括《剩余价值学说史》)视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三个阶段，应当更为合适。因为一方面，三者之间的内容是相对独立和各有偏重的；另一方面，由于《资本论》实际上只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整体计划中的一个部分(虽然是核心部分)，而这个计划也的确是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开始付诸实施的。以下我们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取得的基本理论成果做一简单梳理，而这一梳理工作将依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两个基本方面来展开：一方面是对“政治经济学”副本的批判；另一方面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原本的批判。 首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阶段，马克思既简要评述了政治经济学从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再到斯密思想的发展过程，又在揭示国民经济学的“二律背反”的同时，从原则高度阐述了资产阶级社会或者说现代私有财产运动“自我扬弃”的历史必然性。 在马克思看来，货币主义与重商主义类似于拜物教，只知道贵金属是财富的存在，将货币这一“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性”形式视为财富的本质，货币顺差或贸易顺差被视为社会财富的源泉。马克思认为，魁奈的重农主义学说是从重商主义到斯密的理论过渡，因为重农主义将全部财富归结为土地和耕作(农业)，尽管还只是通过“一种特殊的、自然规定的存在形式”(土地和农业)将“财富的主体本质”移入“劳动”中(农业被承认为唯一的生产性劳动)，但“既然把劳动宣布为财富的本质，也就否定了特殊的、外在的、仅仅是对象性的财富”。马克思按照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提法，称斯密是“国民经济学的路德”。因为正是斯密在私有制的范围内彻底揭示了“财富的主体本质”，确认“劳动”是唯一的原则，亦即确认私有财产的本质是“劳动”“主体”或“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就像路德将“宗教笃诚”变成人的内在本质，将“僧侣”移入世俗人心当中，从而否定了外部的“宗教笃诚”和世俗人之外“僧侣”的存在一样，斯密“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把私有财产的本质归结于人本身，使私有财产摆脱了各种地域的和民族的规定性，从而发挥“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③。 虽然1844年马克思还只是初步涉足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但就在这一批判的初步尝试中，马克思已经从原则高度上展开了他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社会本身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在于仅仅从“私有财产”这一历史性的事实出发并拘泥于这一历史性事实，从而无法真正面对“物的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一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根本性“异化”，无法揭示“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马克思要求不是仅仅像国民经济学那样“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而是要“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当然，可以说，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从事这项工作，但这项工作始终都没有完成，成为我们今天要努力接续的一项事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明确提出，不仅要追究“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而且要把这个问题变成“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变成“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以及“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问题。并且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有一种根本性的确认：“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共产主义革命作为“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亦即现代经济生活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④ 其次，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阶段，由于马克思相信随着经济危机的深化，革命即将爆发，所以他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对“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原本的批判方面。即便如此，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副本的批判仍然取得了重要的理论进展：一方面，马克思概要描述了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后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认为李嘉图和西斯蒙第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终结，而此后的各类著作或者是“折中主义的、混合主义的纲要”，或者是“对个别领域的较为深入的分析”，或者是“为了更加广泛的公众和为了实际解决当前的问题而重复过去经济学上的争论”，或者是“有倾向性地把古典学派发挥到极端”；另一方面，马克思对凯里和巴师夏的对照批评中，第一次在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之间划出了一道界限。马克思认为，凯里和巴师夏都是“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因为他们都倾向于把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生产和交往的永恒的正常关系”，在古典经济学家对“生产关系的对抗”进行朴素描绘的地方，他们则力图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