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社会空间演化研究  

作者简介:
王春兰(1980- ),女,安徽潜山人,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人口地理、社会地理与公共政策,E-mail:clwang@soci.ecnu.edu.cn,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上海 200241;杨上广,华东理工大学经济发展所。上海 200237;何骏,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上海 200241;刘陆雪,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上海 200241

原文出处:
地理研究

内容提要:

基于上海市人口地理信息库与2000年、2010年两期人口普查分居村委统计数据,采用局部分异指数及空间分析方法,从职业和户籍两个维度刻画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上海城市社会空间的演化特征。结果表明:中观尺度上,上海市在职业和户籍两个维度的居住分异特征明显,“中心—边缘”的社会空间结构特征较为稳定,中心城绅士化、白领化发展,普通白领阶层、跨省移民居住空间边缘化发展。在中观尺度上职业维度的居住分异较之户籍维度的居住分异更为明显,微观社区尺度上存在超越职业身份的户籍维度居住分异现象,居住隔离程度快速攀升。弱势群体在边缘社会空间集聚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平问题,应重视空间维度上的城市治理。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19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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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各个国家经历了经济重组与社会转型,城市产业布局和土地利用方式发生明显变化,同时也对城市社会空间产生影响。随着中国全球化、市场化的深入发展,资本与权力驱动着城市新一轮的扩张、更新与重建,城市空间经历破坏与再生。从社会和文化的视角来看,城市空间再生产伴随着社会阶层的空间转换,富人区与平民区边界形成、差异以及符号化[1]。列斐伏尔指出:“作为民生产品的城市空间不仅是个人遮风避雨的物理空间,而且是实现家庭组建、后代抚养、生活关照、情感交流和心灵慰藉的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2]大城市贫困集中地区通常难以维持高级别的商业和服务机构的运作,交通区位和可达性差,就业信息和机会缺乏[3]。这对社会阶层固化、社会分裂、贫富差距拉大以及贫困陷阱的形成等产生重要的刺激作用。空间分异、社会空间极化、下层阶级聚居等社会问题在大城市空间集聚,成为中国城市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

      20世纪80年代,中国城市社会空间主要呈现出人口密集混合功能旧城区、干部居住区、工人居住区、农业人口散居区、知识分子居住区等几个社会区类别[4];20世纪90年代之后新增了跨省移民聚居区以及受到新业态影响形成的各类职业人口聚居区[5]。基于2010年分街道镇人口普查职业数据的研究发现,北京的社会上层和社会中层更为集中在城区,而社会下层分散地分布在整个城乡地区,在五环以外地区社会下层占比明显较高[6]。2000年以来,居住分异中的户籍维度尤其受到关注,在这一维度上,城市空间上的居住区分割已经出现并日益凸显[7]。基于2010年分街道镇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发现,深圳市外来农民工与常住人口的分布演化呈现差异特征,外来农民工的快速增长区域位于深圳西北部,其负增长区域主要位于中心城[8]。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分街道镇迁移人口数据的分析发现深圳市三类迁移人口的居住分布空间集聚与分异现象,市内迁移人口集聚分布在行政中心周围,省内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商业中心周边,省外迁移人口则集中分布在工业园区较多的关外街道[9]。

      随着城市社会极化发展,处于社会等级结构高低两端的群体在特定城市区位高度集聚,形成城市边缘地带的流动人口聚落、内城绅士化等现象。在地租级差的影响下,中心地区成为新建高档楼盘的主要集中地,中产阶层化现象直观地体现在物质环境的显著变化上[10]。顾朝林等[11]对北京低收入大学毕业生集聚的唐家岭现象及其延续效应进行分析,探讨北京城市社会空间这一特定群体的聚居状况、社会特征和空间效应等。吴启焰等[12]从梳理研究框架入手,探讨新兴市场化国家大城市新白领阶层社会经济地位边缘化及中产阶层异化过程所带来的社会空间后果。

      不同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格局的形成受到各类因素的影响大小不一,但基本都可以从宏观结构性因素和微观能动性因素两个方面来解读。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计划经济时代,住房是城市政府和单位提供的社会福利,城市社会空间主要由城市规划、产业布局和职业决定[13]。1992年中国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打破了单一的按劳分配体制,居民收入多样化、差异化,社会经济地位日渐成为城市社会空间分化的重要因素,住房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其他市场因素开始起作用[14]。个人根据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需求和住房偏好选择住房产权、类型、质量和邻里,单位制下“凝固”的城市社会空间走向破碎化和复杂化[15,16]。家庭支付能力和社会经济地位在当代中国大城市居住分异中具有重要作用,同时,政府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基于收入与社会状态的住宅“选择”不仅仅是个人负担住房能力的结果,开发商、政府规划等同样会影响住宅选择[15]。

      已有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大城市社会空间演化中职业维度与户籍维度的分异现象显而易见。在此基础上,户籍维度和职业维度的交叉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探明,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的城乡户籍分割制度在中国大城市居住分异与隔离现象中的作用。比如普遍被认为处于底层社会的农民工的集聚现象及成因,跨省迁移人口集聚与隔离现象是否全部归因于户籍身份差异和户籍分割制度。空间尺度的精细化和微观化正在成为学术界剖析复杂城市巨系统演化机制的一种发展趋势。相比街道镇,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为接近的居村委是更为接近西方国家“邻里”的基本单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因街道镇居民的社会特征异质性与平均效应产生的居住空间分异特征认知偏差问题。

      以下研究基于上海市的人口地理信息库,从职业以及户籍双重维度上分析上海城市居住空间分异与隔离的演化特征,可以为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等急剧变迁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城市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可以为国际上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提供具有中国情境的样本案例。上海市的人口地理信息库基于上海市基本地理信息库以及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居村委统计数据形成。利用上海市行政区图册,在道路、河流、绿地、地标建筑等的辅助识别下,对全市大约6000个居村委的空间范围和边界进行判别,矢量化得到上海市基本地理信息库。基本地理信息库采用的是2014年上海市各居村委的边界与代码,与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库代码有一定的差异,为此,采取人工校对的方法,统一调整行政区边界以及人口数据,最终得到居村委基本单元的上海市人口地理信息库。以下“跨省移民”指的是在2000年、2010年普查时点在沪常住的中国大陆外省市户籍居民,“跨境人口”即第六次人口普查中所指的“境外人口”,为普查标准时点在中国境内居住三个月以上,或者能够确定将居住三个月以上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但不包括驻沪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出差、旅游等在境内短期停留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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