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国内引介出版了相当多的以“西方文明”为主题的通史著作。这对于促进国内读者了解世界史和促进世界史学科的科研、教学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书写出来的历史未必就是客观历史。在以“西方”为主题的文明史叙事中，我们常见到一种西方文明的“层累”叙事结构，它由所谓“西方”历史的各个阶段叠加而成：以西亚北非文明(但有时将它省去)为起源期、①继之以希腊的“民主制”城邦，罗马的法律、共和制和基督教，中世纪的“契约性”领主附庸制和“王在法下”的“宪政”“等级君主制”、教权与王权的对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自治城市的兴起与市民社会的出现，“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17世纪英国君主立宪、18世纪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科层制等……这种叙事模式的直接效果就是使上述每个历史阶段都成为“西方”“自由民主”“竞争性扩张”的“国民性”和“现代性”的来源，②从而与同时期的“非西方”或“东方”“惯于服从的奴性”的“国民性”和“专制”“停滞”的历史，形成鲜明的二元对立。③ 如果将这种“层累”的西方文明史看作某种“叙事”的话，那么至少可以借助两种叙事理论对其进行分析：一种是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提出的“主叙事”、“宏大叙事”和“元叙事”的叙事理论。其中，“主叙事”指对某一历史片段或事件的论述，“宏大叙事”指对整个历史的论述，元叙事则用于证明宏大叙事的合理性。④另一种则是珀金霍恩所说的将叙事看成某种话语，它包括：作为故事要素的“事件”、将多个事件联结成某个整体故事的“情节”，以及故事整体所阐发的“意义”。⑤以上这两种叙事分析的结构颇为相似，关注的都是赋予事件以意义的“主叙事”或情节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叙事作为载体，其承载的意义或“元叙事”是如何通过“情节”的设计而表达的。但如果将这种西方文明的层累叙事看作某种正式的“历史”表述的话，那么就需要对其“情节”或“宏大叙事”，以及其承载的“意义”或“元叙事”是否符合历史真相，进行检验。 本文试图关注如下三个问题，第一，西方文明的层累叙事是如何建构形成的；第二，这种叙事整体是如何承载各种意义的；第三，根据马克思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⑥的相关原理，对“层累”的西方文明叙事是否符合历史真相、是否符合唯物史观的科学文明观进行检验。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一、“西方文明”层累叙事的形成 (一)文艺复兴以前的“西方”与“东方” 在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传统历史叙事中，“西方”与“东方”观念的发展，⑦存在着一种从具体指代某个方位、方向，向抽象指代某种生活方式、社会和文明变化的趋势。从词源上看，“东方”(oriental)、“西方”(occidental)两词最早是从拉丁语“太阳升起”(oriens)和“夕阳”(occidens)两个词演化而来的。⑧所以最初的“东方”和“西方”只是指观察者所处的相对地理方位而言，并无价值内涵。 从古希腊的历史看，从青铜时代到古风时代，它一直属于地中海的“东部”世界。公元前八世纪中期以后，当希腊向外殖民至小亚细亚的西海岸时，开始将非希腊人与希腊人之间的不同强调为语言上的差异，由此诞生了“barbarian”这个词，⑨当时并无任何贬义。⑩直到公元前五世纪希波战争爆发后，希腊人才第一次将希腊与波斯的对立，解释为“西方”与“东方”、“欧洲”和“亚洲”、“自由”与“专制”的不同。尽管希罗多德对古代希腊和古代波斯的对立有一些夸张的描写(自由的与奴性的、公民的与非公民的)；(11)尽管修昔底德曾对伯克利时代雅典“民主”的黄金时代做过进一步的渲染，但总体来看，希腊古典学者仍能平等地对待东西方。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人皆认为是气候(或温暖、或寒冷)造成了东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同。亚洲人心灵手巧，却欠缺勇敢、独立；欧洲人勇敢独立，却欠缺心灵手巧。(12) 在西方文明的“层累”叙事中，罗马史当然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历史上的罗马人并不认为自己具有“西方”属性。在他们看来，“西方”代表的是野蛮、残酷和凶残。西塞罗认为，高卢人、西班牙人和非洲人都是可怕和野蛮的民族。(13)罗马人眼中的“东方”指的是希腊世界、小亚细亚和近东的卓越文化。(14)他们对“东方”的评价可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罗马人将自己的起源归结为“东方”的希腊人和特洛伊战争；(15)另一方面，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因不知如何解释罗马社会风气和政治制度此时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就将之归结为“东方”的影响。如李维将“亚洲”的特性定义为奴性、女性阴柔气质、奢侈等，(16)萨鲁斯特也认为，“亚细亚人”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那里是“温柔乡”和“可以纵欲的国土”，它消解了罗马士兵的勇敢和“好战精神”。正是在“这个地方，罗马人民的一支军队第一次学会了谈情说爱和饮酒作乐；学会了欣赏雕像、绘画和刻有花纹人物的酒瓮并从私人家庭和公共场所盗窃这类东西，学会了劫掠神殿并亵渎无分圣俗的一切事物。”(17)老普林尼、弗洛鲁斯(Florus)都认为，从东方、亚洲获得的资源和财富破坏了罗马赖以维系的道德和国家。(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