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史料的严重不足，百济史研究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就包括百济族源和丽济关系问题。在百济族源问题上，百济人属于哪一个族系，马韩与三韩的关系，韩族与秽貊族的关系，以及夫余人和高句丽人在百济族源中的比重等都是学界仍在探讨的课题。尽管百济人与高句丽人在朝鲜半岛共处约7个世纪之久，但在双方关系问题上，同样存在诸多不够明确的研究课题。在以往的韩国古代史研究及东亚人的历史记忆中，百济与高句丽似乎自始至终处于敌对状态，两国几乎全部是相互角逐以及战争的关系。这种历史记忆的产生主要是因中国正史及《三国史记》①等相关历史文献只注重记录百济和高句丽的国家政治、对外交涉及相互战争等内容所致，即中国正史设“东夷传”主要目的是要反映中国中原王朝与周边国家及民族间的关系，而《三国史记》却以新罗为主体，平行叙述了新罗、高句丽和百济的纵向历史，因此原本丰富多彩的朝鲜半岛的历史文化和各民族间的交融状况不可能充分展现。也就是说，百济和高句丽之间，除了战争与冲突之外，二者作为同属秽貊系列的古代民族，长期以朝鲜半岛这个传统区域为历史舞台，应在社会经济、文化民俗、民间来往等方面互有诸多影响和交融。本文试图在这些方面作一点力所能及的尝试。 一、秽貊族系与百济的族源 (一)秽貊族系与韩族、百济人 关于“秽貊”，秦代前后的许多中国历史籍典均有记载，但各种史籍的记录差异较大，有的将秽貊特指某个具体部族，即秽人或貊人；有的泛指北方民族；亦有将其视为某些部族集团。这种记录差异的出现，主要与辽东及朝鲜半岛古代民族的历史变迁复杂多变，中国古代史家对辽东及朝鲜半岛的认知程度，以及各种史籍间的相互转录有关。因此这也给后来研究者带来诸多混乱。不过学界在相关问题上至少有两点是可以确认的，一是秽貊主要指活动于辽东东南部及朝鲜半岛的古代民族，一是在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古代国家建立之前秽貊作为一个熟语变成一种族系名称，即秽貊族系。当时，秽貊族系作为一种较为独特的文明体系，与在中国北方及东北的东胡族系、肃慎族系长期共存。 同一族系的人们长期共同生活在较为宽广的区域内，在人种、语言、信仰、习俗上呈大致相似的形态，共处同一种文化圈或文明圏。但即使是同一族系的部族，在部落联盟国家产生之前，也尚未形成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层次文化方面差异较大。部族国家形成以后，虽产生简单的部族共同体意识及地域意识，但由于开始出现许多征服国家，资源逐渐匮乏，外来侵蚀现象增多，使部族的流动性和依附性较强，容易被异族所兼并和同化，甚至还有整个部族完全消失或流归其他族系的现象。 因此在上古及中古时代，同一族系的各部族或族群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出现进一步交融、最终成为国家民族的同时，也会因生存、竞争及周边政局的影响等因素，相互间发生隔阂、战争或分裂，最终成为不同国家的民族。古老的秽貊族系各部族也都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过程。 有学者认为，秽貊人的原住地为中国北方，商周时主要居住山东半岛，后大批迁移至中国东北地区，而残留在中国内地的秽貊人则被其他民族同化。②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仅有些牵强附会，没有多少史料及考古学根据，且还有将秽貊的起源及变迁与东夷族等同起来的嫌疑。从文献资料、族群人数、固定居处及考古学等多层次分析，秽貊族的原居地更应该是辽东东南及朝鲜半岛，秽貊族系人代表着与东胡族系、肃慎族系及中国中原文化不同的文化特点。这个文化特点包括青铜短剑、巨石文化、石构墓或积石坟、山城、陶器类型等。王绵厚认为，以辽东“二江”和“二河”流域为中心，产生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貊系”青铜文化。③因此，秽貊族人也是创造包括红山文化及辽河文明的主人之一。所以，莫不如说在中国内地的少数秽貊人是从辽东或北方迁移过去的，这样才更具合理性。 总之，汉代以后的秽貊人是对持有“秽貊系”青铜文化的各部族及部族集团的统称，秽貊族系中包括秽人、貊人、古朝鲜人、夫余人、沃沮、高句丽、三韩、东秽等部族和部族集团。部族集团是形成部族国家及古代国家的基础。而部族集团里又可划分各个具体部族，如高句丽的五部、新罗的六部、百济的五部、渤海的七部、夫余的东北各部等。部族集团作为同一个古代民族，是相对单一、相对稳固、相对纯粹的民族共同体，但部族集团内部，根据各部族所处地理环境的不同，其政治形态、生活样式亦存在较大的差别，如东秽、黑水靺鞨、建州女真等，在部族集团中属于较特殊的群体，因此在相同的部族集团中也会出现一个以上的政权组织。 如上所述，秽貊族系的各部族及部族集团的文化和习俗大致相同，很多古文献资料扼要地谈到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玄菟、乐浪郡的居民)“皆朝鲜、秽貉、句骊蛮夷”(《汉书·地理志下》) (秽)“秽及沃沮、句丽，本皆朝鲜之地”(《后汉书·秽传》) (东沃沮)“言语、食饮、居处、衣服有似句骊”(《后汉书·东沃沮传》等) (秽)“耆旧自谓与句骊同种，言语、法俗大抵相类”(《后汉书·秽传》) (高句丽)“东夷旧语以为夫余别种，言语诸事，多与夫余同”(《三国志·东夷传》)
